本报记者　郝洪

　　2002年11月，当河南宜阳农民王幸福背起简单的行囊，自费从附近乡村开始230起农村暴力征税案调查时，他并没有想到这一行动的历史意义。王幸福的调查报告引起国家税务总局、河南农监办的高度重视。“县长对他表示感谢，并告知对其建议的处理情况，聘请他为税收监督员，月薪1200元”。

　　近些年来，从基层政府官员到专家、学者，为农民利益代言的人不少。也有相当一部分有胆识、学识的农民，将身边发生的不合理现象诉诸文字，向上传递。但是，真正以社会调查方式详细解剖问题，反映群体性不公正遭遇并提出实质性建议的，王幸福应该是第一个。来自《半月谈》的报道说，从2002年11月到2003年8月，王幸福先后秘密调查该县13个乡镇的230起暴力征税事件（75名群众被打伤），无一例是真正的“钉子户”。“当他那份含着泥水、血水、汗水和泪水的60多页调查报告辗转送到河南省和国家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时，暴力征税事件终于露出冰山一角”。

　　4年前，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给国务院领导写了《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和李昌平的信一样，王幸福的调查报告所传递的，不仅仅是当下中国农村真实现状，还有一个群体的觉悟与成熟。

　　当李昌平含泪写下“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时，我们看到的，是来自基层农村干部的正义；当王幸福啃着自带的馒头和方便面，走乡串镇，写下所谓“抗税农户”的痛苦与无奈时，我们看到的，是新一代农民的理性。

　　和以往为了个体利益上访的农民不同，王幸福们背后是农民群体利益的诉求。他们身为农民，却又跳出了自我所在村庄的狭小圈子，走到了更远的乡村，去调查、了解问题真相，并积极地从宏观角度，来独立思考自我群体的命运。

　　尽管，王幸福们所反映的农村问题同样令人心痛，但他们的出现也让人欣慰———他们受过教育，了解国家政策和大政方针；他们身在农村，对农村问题有切肤之痛。只要权利和自由能得到保障，他们可能成为政府和农民之间最值得信赖的沟通桥梁，也可能是农村政务最好的监督者。他们的理性，可以帮助农民寻找到一条更有效率的解决问题之道。

　　除了多念了几年书之外，王幸福与其他农民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但是，王幸福比之当年拥有高中文化的安徽农民丁作明要幸运得多。当年，丁作明因向上反映问题，被恶霸村官带人活活打死。而王幸福的调查报告却顺利地传递到了上层，引起了国家税务总局、河南农监办的高度重视。县长对他表示感谢。这份幸运，显然得益于社会的进步。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乡村不再是被遗忘的角落，人们可以从多种渠道了解国家的政策。行政制度改革使政府管理者更多关注民生、民情，倾听民声，表现出更多亲民姿态。舆论监督环境的改变，也使得平民的声音备受关注。

　　曾经沿黄河调查中国农村社会现状的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曹锦清说过，农民的声音很难传达到社会中心，因为他们缺乏传递的渠道，也缺乏能够代言的人物。执着的王幸福们，或许能够改变这一状况。

　　《华东新闻》 (2004年07月02日 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