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介草民与握有强大权力的政府部门对簿公堂时，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正渐行渐进。”这是学者曲力秋写在《中国政治学》上的一句话。

　　中国的“一介草民”历来有“屈死不告官”的传统，这一传统对应的是“官尊民卑”。农妇白彩珍两年之后始翻旧账，其心灵充斥着的是“一介草民”与“父母官”两种传统势力不断进行博弈与较量的背影。如果没有1989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如果没有前面民告官胜诉的“范例”，白彩珍不会走出那所被权力阴影所遮蔽的农家小院。

　　白彩珍的胜诉是一个缩影。我国《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15年来，在已审结的一审行政案件中，原告胜诉率为30％左右。相较于国外20％左右的民告官胜诉率，这似乎是个了不起的数字。但笔者认为，胜不足喜，此胜“含胜量”不大，更多的胜诉情形是行政机关在诉讼过程中检查并改变了自己的行为，公民达到目的后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考虑到老百姓不敢告、不知告和不会告的情况并未得到根本性改观，我们又岂能不是一声笑连着一声叹息？更令人忧虑的是，中国的老百姓，有多少不是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情绪临界点才不得不告官的？白彩珍是一个例子，王培荣也是一个例子。与西方可以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动辄告政府不同，我们的民告官更说明“一些地方和部门行政执法的质量实在太低、执法行为极为恶劣，如果不判其败诉就不足以平民愤。”（北京大学姜明安教授语）这是民告官的时代缩影。民告

　　官最大的贡献就是烛照出政府部门亟待提高的行政水平，民告官实在是一面难能可贵的镜子。有报道说，很多告官的百姓都有这样的意图，那就是希望对方能够坐下来平等地对话。这说明，民告官原本可以成为百姓与政府实现沟通的特殊“渠道”。

　　在笔者看来，行政部门长官出庭应诉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就在于百姓希望对话行政部门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并且民告官也“本能”地对“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政府行政理念施加影响。而今年4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常务副局长范汉云出庭应诉“雪花粉”案，便具有破冰的意义：一方面，行政部门应诉还难如人意，另一方面，政府改变这一状况的信号越来越强烈。范汉云在法庭坐下时，他听到了民声。民告官从那一刻起成为一场真正的诉讼。

　　伍里川

　　《江南时报》 (2004年06月19日 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