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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京报》昨日报道，“宝马彩票案”目前仍在进一步深挖中，已入围二次抽奖的50名草花K得主将有望再获得一次抽取特A奖，即“宝马车+12万元现金”的机会。

　　对“宝马彩票案”的处理，不仅仅局限于惩治作弊者和相关责任人，而且着眼于权利受损者的权利补偿和实现。这样的着眼点值得肯定。它是权利社会的基础，也是实现正义的必然要求。

　　在彩票业中，有一个“奖池”的概念，“奖池”里的奖金既不属于体彩中心（发行人），也不属于哪个特定的彩民。如果按照这个概念，有关方面只需将作弊者的非法所得没收充公、将作弊诈骗者绳之以法，就算万事大吉了。但在“宝马彩票案”中，既然第一次抽奖产生的50余位大奖得主是公平公正的，最后的大奖就非他们之中的人莫属。这么说，作弊导致的公民权利受损仍然是具体的。把中奖的权利还给他们，就是公平和正义的必然要求。虽然这样做，必须付出额外的代价。但这样的代价是必不可少的。

　　实现正义，必以权利为先。这样的做法，应该成为一个社会基本的价值取向。

　　在此之前，我们对这方面的价值认知似乎模糊不清，乃至于不少时候，只用对侵权者的惩罚代替对被侵权者的赔偿。比如，对待侵犯私人安全的犯罪，刑罚不能说不重，但对受害人的权利补偿，则微乎其微，甚至在不少强奸案中，对受害人几乎没有任何补偿；更有甚者，当罪犯被判有期徒刑后，一些法院甚至“依法”不再受理受害人的民事赔偿请求。比如，对待公共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很多时候也只满足于停止侵权了事。

　　我们要看到每一双泪眼，都得到具体的、有效的安慰；我们要看到每一个受害人，都得到及时、充分的补偿。一个公民社会，首先就应该着眼于一个个具体的公民的权利不受来自任何方面（包括公权力）的侵犯。

　　只有每一个具体的权利都得到实现，受到保护，不受侵犯，以权利为标志的公民社会才有诞生的土壤和可能；只有每一个具体的权利主张都不被漠视，“以权利制约权力”，通过权利防止国家权力的扩张和腐败才有可能，法治社会的实现才有希望。否则，单凭权力之间的制约，权利不可能对权力发生作用，则法治国家、公民社会永难实现。因为在那种情形下，人们看到更多的将是权力之间的互相勾结而不是相互制约和监督。

　　另一方面，当我们将实现正义着眼于公民权利优先，轻刑主义的法治精神将会得到更好的贯彻和实现。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刑罚的意义主要不在于惩罚犯罪，而在于保护公民权利。而惩罚的目的，只要使公民的权利得到有效的保护就够了，而不必以重刑侍候。

　　诚如贝卡利亚说的：只要刑罚的恶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好处，刑罚就可以收到它的效果。一是刑罚的坚定性，二是犯罪既得利益的丧失。除此之外，对犯罪人来说都是多余的也是蛮横的。我相信，只要对受伤害公民的权利以量大限度的补偿，人们的宽恕之心将仍然可期。

　　虽然，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找到具体的权利所有者。但是，我们仍然要努力寻找。

　　童大焕（北京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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