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度

　　备受瞩目的四川省邛崃市“企业经营城市”探索，因土地政策的变化而搁浅。来自《新京报》4月28日的消息说，承接新城建设的民企瑞云集团的运作模式是，基础设施由本企业投资，其他项目则主要通过招商引资、引进项目进行滚动开发，而其中，企业最看重的是土地增值和经营权拍卖。按照2002年初签订的C-BOT合作协议，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瑞云集团，可以享受土地开发后产生的“级差地租”收益，政府将根据项目落实情况以协议方式向企业供地。

　　说简单点，就是地方政府以协议方式向瑞云集团出让土地，瑞云集团再按市场方式向第三方提供土地。这样一来，瑞云集团的地位就相当于“二地主”。显然，这个模式如果启动，瑞云集团基本上稳赚不赔。而瑞云集团的级差地租收益，一方面来自对农民的低价赎买，另一方面来自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后的增值。

　　但是，国土资源部于2002年7月份下发11号令《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规定除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公益设施建设用地外，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各类经营性用地，一律采用招投标方式出让。这个规定使企业直接从土地出让上融资和赢利的计划破产，而企业自身的实力所限，其下一步的城市基础建设投入也已经停滞。

　　如果仅据政策变化而判定该模式的优劣成败，显然不公平。但如果按瑞云集团自己所说的那种方式来进行，只能解决或者部分地解决城市的基础设施投入问题。而仅仅为了一个“基础设施建设”，就搭上整座城市的土地及其公用事业50年的经营权，是否上算？

　　我们换一种思路。政府不是无钱投资城市基础建设吗，为什么基础设施就非得让一家企业垄断经营不可呢，用分期分批建设的办法，让各种投资主体都参与到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中来，并不是没有可能。办法是政府先做好基础设施规划，要求各投资主体都必须“自扫门前雪”完成自己所在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就行了？这样做有一箭三雕之功效，不仅可以规避土地政策变化带来的风险，而且大大拓展了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加快城市建设步伐，再则还可以大大降低城市经营的成本———道理很简单，土地的使用权从政府手中直接落到开发商和各投资主体手里，不必经过中间的企业赚一手，不仅节约了时间成本，而且节约了税费、利差等成本。

　　而开发商和其他投资主体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可以通过地价的适当降低来弥补。或者说，在土地招标拍卖时，地价本身就包含着这方面的成本。

　　这样做不必以城市公用事业长达50年的垄断经营权为牺牲，那更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至于地方政府表态说，虽然公用设施全部交给单一企业经营，在某种程度上是垄断的，但因为行政审批、物价核定权在政府，决不会允许企业出现乱收费的情况。这样的表态是没有现实约束力的。许多城市公用事业交给私人企业进行竞争性管理经营，才是真正的发展方向，否则，只要是垄断，就永远无法摆脱现有国企那种质次价高的垄断病。难道现在的行政审批、物价核定权就不在政府手里吗？事实又如何呢？

　　所以我要说，瑞云集团的招商引资项目一个都未能落实，既有土地政策方面的原因，也有市场风险本身的原因。它说明了我们的企业正在成熟，这反而是值得欣慰的一件事。

　　除了土地政策的主因，邛崃市政府还强调了新城的建设停滞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农民拆迁安置问题。农民转为市民后，当地一个4口人的农户大约可以拿到4万元－8万元的补偿款。但在按照有关规定一次性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费用后，他们常常无钱购房，更无钱生活，也没有工作。邛崃市政府和瑞云集团试图通过建设安居工程解决农民的居住问题。但是效果并不理想，绝大多数的新区拆迁农民还是表示买不起或者担心住不起。很多人选择到其他乡镇或外县投靠亲戚，也有一些去其他地方租种土地。

　　为什么不能让农民也发点土地财，让他们也从“级差地租”中获得生活和工作保障呢？

　　办法是，在足额补偿征地补偿和房屋拆迁补偿的基础上，留出一点土地供农民自建房，再留出一点土地供农民“自营”，或土地出租，或建房出租，或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参与房地产开发与经营，都是可以探索的好办法。童大焕（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