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质奶粉”系列评论之六

　　在温总理的批示下，在中央有关部门的介入下，阜阳“劣质奶粉”事件的解决终于有了重大进展：大量劣质奶粉被查获，一些不法商人落网；“大头娃娃”得到了免费的救治，阜阳还决定为一岁以下婴儿进行免费体检。可见，只要政府真正重视，劣质奶粉问题不足为惧。

　　人们都在指责阜阳有关部门和官员对于人民生命安全的不负责任，有关方面也在调查责任问题，而阜阳市长也为政府在“劣质奶粉”事件中的消极被动向人民道歉。但是，这些事后的补救对于那些受害的婴儿和他们家庭能有多大意义呢？如果在劣质奶粉危害初现端倪之时，政府能以积极、负责的态度和强力的措施应对，悲剧或许可以避免。

　　由于种种原因，政府的工作出现失误和不作为是难免的，关键是，这时候应该有一个纠错机制对政府的失误及时纠正，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把相关损失和影响降到最低，这样的纠错机制不能仅靠“上面”的压力，因为当“上面”发现问题时，问题往往已经非常严重了。解剖一下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可以发现，其实当地的监督机构和民间力量有责任和能力对当地政府的工作不力进行纠正。

　　比如当地的人大。人大担负着监督政府的职责，所以，他们对于阜阳有关部门在“劣质奶粉”事件初期的不作为和工作不力，完全有权力要求这些部门改正，但是，我们至今还没有听到人大对于这个事件的声音和行动。不仅仅是阜阳，这样的现象比较广泛，目前人大很少监督和纠正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在一些重大突发事件面前，人大往往都选择了沉默。

　　有学者认为，人大应该是一个“社会雷达”，的确，作为监督政府的主体，人大对于政府工作中的一些失误应该起到预警的作用，人大有责任、有权力及时给政府纠偏、纠错。在“劣质奶粉”事件中，如果人大当时约见有关官员，督促他们的工作，或者讨论表决，形成一个决议，要求政府执行，或者果断行使罢免权，罢免不负责人的官员，“劣质奶粉”的危害也许早就得到控制了。

　　此外，社会中间组织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纠错力量，他们在“劣质奶粉”事件中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为政府纠错施加影响，但是，他们当时的表现却很无力。如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的专门组织———妇联，他们在“劣质奶粉”事件中的表现却乏善可陈。

　　再如当地消协，他们在收到一些劣质奶粉投诉后，没有进行广泛地调查，而是把得到的一些信息简单转告给工商部门，对于工商部门后来的执法不力，消协没有及时进行督促，直到事件后期，当地消协才发布了消费警示。中介组织作为分散社会风险、推进政府以法行政，杜绝政府行政不作为的重要力量，在现实中，他们这方面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

　　当中央干预后，劣质奶粉和“大头娃娃”才在许多地方都纷纷被发现，可见，一些地方政府的工作不力和不作为并非发生于阜阳一地。因此，劣质奶粉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政府对于劣质奶粉的消极反应，但政府的消极也不是最可怕的，更可怕的是没有一个纠错机制来纠正政府的错误行为，所以，完善纠错机制是避免行政不作为、避免“劣质奶粉”事件重演的根本办法。本报评论员于平相关报道见今日A17版（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