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7月9日的《中国青年报》，在其《青年话题》版上刊登了常德日报记者胡德桂的文章《对不起，我写了一篇本质真实的报道》，大意是说作者被一个官员的作秀所蒙蔽。1996年的《常德日报》曾刊登过一篇题为《夜宿农家》的新闻特写，写的是1996年3月10日，常德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彭晋镛，不给县、乡领导打招呼，轻车简从，直接深入到石门县二都乡丰台村调查研究，而且不住宾馆，夜宿农家。可自从彭晋镛东窗事发，涉嫌贪污、受贿犯罪，被湖南省人民检察院逮捕后，胡记者这篇《夜宿农家》就成了笑料。于是，胡德桂先生重新审视这篇新闻，终于茅塞顿开：原来是被彭晋镛耍了一回。彭晋镛轻车简从、夜宿农家虽然是实事、是新闻，但这是一条本质上不真实的新闻。这只是彭晋镛一次偶尔的行为，并非经常。因此，对于他那次夜宿农家，如果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叫作秀。胡先生觉得自己的这篇新闻特写过度渲染了作秀本身，觉得有愧，并检讨自己写了一篇“本质失真”的报道。老实说，我对这样的文章不以为然：并不是作者不真诚，而是作者的忏悔和反省没有实际意义非常有限。作者在文章中真情呼吁：“记者同行们，对于官员作秀，我们不要去报道！否则，就有可能贻笑大方!”可在现实生活中，在我们的新闻报道中，作为一个记者是很难有选择不报道“官员作秀”的权利的，这不仅因为我们无法直接判断领导的一些活动是不是“作秀”，即便是根据常识或者判断，认为是一种“作秀”，但是有拒绝报道的勇气和可能吗？这是一个非常敏感而关键的问题。
类似这样的情况不胜枚举，且再随手拈出一例来。据2月1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在江苏省十届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上，章俊元被免去江苏省交通厅厅长的职务（会议没有披露章被“双规”的具体原因，人们普遍认为应是涉及经济问题），被有关部门“双规”。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2003年9月，章俊元在当地媒体刊登文章“深情说用权”。他说“用好手中的权力切记‘慎独’二字”。“100（政绩—编者注）—1（腐败—编者注）＝0（功劳—编者注），一个人干得再好，廉政出了问题，所有功劳都没有了”。对照此事，与其说是章俊元的虚伪显得滑稽，还不如说咱们的媒体有些尴尬，如果要像胡德桂先生这样检讨的话，那么，我们揪出了那么多善于表演的贪官，而这些贪官往往又是利用传媒的高手，想想看，有多少记者和媒体要痛苦得死去活来呢？部分官员贪污犯罪，他们自己以及相关的职能部门应该反思检讨，对相关的规章制度应深刻检视，对媒体的功能和表现也自然应该审视。在我国，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作为联系党和人民的桥梁和纽带，在上情下达、下情上传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长期以来，我们把媒体定位在“宣传”这个单一的层面上，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媒体的功能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媒体虽然还承担着重要的宣传任务（尤其是党报党刊），但首先是传递信息，其次才是宣传，除此之外，媒体还具有产业属性有创收的功能，还要监视环境、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等等。随着中国政治改革的不断推进，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突出，但在对官员的“监督”方面，还显得那么举步维艰。如果通俗地讲，那就是媒体患了严重的“官员禁忌症”。
所谓“官员禁忌症”，是说我们的媒体，对官员（他们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所让渡的权力的代言人，对他们进行监督是顺理成章的）的有关信息的披露有着很大的顾忌。除非这个官员因违纪或犯罪被有关部门处罚，媒体被授权可以予以进行“全情披露”，否则，即便媒体掌握了第一手的资料，也不敢、不愿、不能对官员的“私秘信息”进行公开，这就让官员们的“表演”成为可能。拿上述两例来讲，尽管这两个官员的作秀是新闻，我们当然应该报道，如果我们能够对他们的其它行为也能够进行关注，也能够进行全面的报道的话，我想，媒体是能够尽最大努力给他们画出一个基本符合他们真实形象的轮廓的，这其实正是媒体的重要作用之一，不仅可以减少反腐败的成本，也可以让我们的官员心有畏惧，让他们真正生活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而减少违法犯罪的冲动和机会，也更容易让官员与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沟通并真正地打成一片。那么，这种禁忌是如何形成的？有政策原因，也有体制原因，更有长期形成的社会心理积淀。媒体从顾忌发展到禁忌，一来是我们的政策（包括宣传纪律）规定了不得对政府官员随意报道和评价，二来是我们在体制约束了媒体的报道冲动，三来是媒体自觉的趋利避害。这种禁忌，导致了我们的官员形象具有设计性、神秘性，而在一定程度上缺少公共性和透明度。随着我国反腐败力度的加大，不少官员从原来的道貌岸然到现在的“丑恶嘴脸”，反差极大，极大地冲击了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这种冲击又让民众反过来产生了一种“官员普遍怀疑症”，这从湖南长沙县委书记李振萼遇难案和哈尔滨的宝马撞人案所引发的官员的严重信任危机可以看得得出来，而要解决这种官员信任危机，就要承认危机并进行危机公关，我认为，最好的危机公关之一就是加大官员的透明度，放大对官员的监督力度，将属于人民的监督权回归人民，并通过媒体行使这种权力。
那么，会不会因为媒体对官员的一些监督，会有损官员的形象和威信呢？这确实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认为，媒体的监督不是放肆的揭丑，是要有据可凭有法必依的，不能违背有关法律，不能失实，不能对官员进行人身攻击。让官员的“有待商榷”的行为得到报道和澄清，本身是对官员有利，可以反过来强化官员的威信，提升形象。如果真有问题，那官员自然要对此负责。这种监督并不会有损本身无懈可击的官员的形象和威信。实际上，官员们由于远离监督，其形象和威信固然“看起来很美”，但谁能够保证这不是虚假的欺瞒呢？事实已经证明，这种“不受监督”的形象和威信有时候对我们的事业有多大的危害！
现代政治学理论认为，新闻舆论监督反映了大众传媒在政治发展体系中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和不可替代性。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无论哪种体制，都具有一定的共性。对大众传媒监督作用的容忍和鼓励，不仅使大众传媒脱离了传统的赖于自身交流与沟通职能而存在的单纯服务于政治的附庸形象，还具有了沟通政治 信息的作用，能够对政治决策和政治人物进行监督和制约，并具有相对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因此，在承认相对性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新闻传媒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不应该是禁区。
最近恰逢美国总统布什和日本首相小泉遭遇信息危机，前者因为逃兵指责，后者因为假文凭嫌疑。两人面对舆论的质疑，纷纷采取各种措施进行解释和说明，以平息负面舆论。我国的政治体制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但在21世纪的今天，都是现代政治。在我们倡导政治文明的今天，在面对舆论监督方面也应该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因此，面对人民，应该有充分的自信和坦荡，因此，中国共产党人最能够接受其所代表的人民的监督。因此，我认为，让我们的官员在人民的眼里具有更大的透明性，从政策上、体制上尽快改变根除媒体的“官员禁忌症”，利大于蔽，当其是也。来源：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