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禽流感，我国政府实行了对捕杀家禽合理补偿政策。其实，为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而对个人利益有所损害，要由政府实行公共补偿，这在国外是很普遍的。

　　在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地区扑杀家禽，对整体社会是有利的，惟有如此，才能严防疫情的发生和传播，才能确保公众的健康无虞。其处理成本应该由政府承担，而不应当是个人独自承担。

　　特别是我国的养殖业发展还处于较低的规模层次，以一家一户养殖为主，如果因为禽流感需要扑杀，就可能使这些农户“颗粒无收”。对个人来说，当然他们更为关注的是一家人的衣食住行，而非社会利益。

　　但为预防禽流感，扑杀家禽、强制免疫都是必需的，就必须牺牲这些农户的个体利益。农户响应政府号召，忍痛割爱，除了加强防疫之外，甚至需要扑杀所养家禽，如果不给予他们一定的合理补偿，于情于理于法都说不过去。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思斌教授说，以往我们国家在制定应对风险的公共政策时，往往只强调整体的社会效益，较少考虑个体的经济损失。传统的道德伦理也提倡牺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

　　国家实施公共补偿的进步意义正在于，政府把老百姓的公共健康放在了重要位置，同时也把个体经济利益摆上了适当的位置。这样，不仅有利于防范公共危险，更有利于培养民众的社会责任心，百姓对政府也会更加信任，更有安全感，以便形成良好的利益互动机制，形成应对公共危机的高效运转的社会机制。（《新京报》）

　　作者:《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