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时有发生的“富人安全”问题，使“私人保镖”这一神秘职业也逐渐浮出水面。

　　据了解，在我国有的省份，“侵财”案占了刑事案件的近90％。针对富人阶层的绑架、敲诈、勒索、抢劫等暴力事件占刑事案件的比例正逐渐加大。

　　“富人被害”事件的发生，对富人们心理上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增加自身安全防范方面的投入也成为必然。于是，“私人保镖”这个消失数十年的行业重又出现。越来越多的富人们选择了高薪聘请武艺高强之人，以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

　　今年年初，连续发生的两起凶杀案件以及多起针对富人的诸多案件使得企业家的人身安全成为社会上的热门话题。

　　犯罪分子盯上“富人”钱财

　　案件一1月22日，山西民营企业海鑫集团董事长李海仓被人枪杀于办公室，凶手也当场自杀。2月22日，在北京经营市场、身价数千万的浙江温州乐清富商周祖豹，在家门口被人刺杀，身中14刀。

　　案件二同是在山西，山西大同云岗实业总公司董事长刘建日从2002年2月开始受到黑社会的威胁，大同市黑社会恶势力在收取保护费遭到拒绝后多次扬言要灭他全家，并且经常半夜给他打恐吓电话，勒索金额高达1亿元。同年7月13日上午，刘建日携家人在为父亲扫墓返回途中，从树林中蹿出30多个人对他们进行突然袭击。刘建日在随行的亲朋好友及保镖的保护下，在旷野中奔跑了5个小时后才得以逃脱。

　　案件三在杭州，杭州高新区浦沿镇某集团公司董事长章某今年1月9日晚走进当地公安局，手里拿着一封信，信里还夹了子弹。信上写着：“当年，你让我进去，现在我回来了；明天（1月6日）上午9点补偿我40万元，你我就谁也不欠谁。不要报警，我这子弹可不是买的，要不，就要你全家的命。”

　　在广东，近年来，一些犯罪嫌疑人利用放置爆炸装置、寄信（有的信中附有子弹、毒物等物品）、打电话、发手机短信等方式要挟、对企事业单位及其负责人大肆进行敲诈的犯罪案件也呈上升之势。

　　而在广州从事保镖工作的夏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今年3月，其老板的保姆被杀死在家中，家中的贵重物品也被洗劫一空。经查，凶案竟是老板的生意伙伴所为。

　　广州老板习惯出门带保镖

　　与影视作品中黑衣墨镜、面无表情的保镖不同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保镖往往以秘书、助手、助理或司机的身份出现，其担负的责任主要是保护雇请者的安全，并协助处理部分私人的相关事务。

　　有资料统计，当下中国有亿万富翁1000人，百万富翁300万人。另外，越来越庞大的体育明星、娱乐明星群体由于其公众人物的特殊性，往往也需要有专职的保卫人员协助他们工作。

　　记者了解到，在广州这个“先富起来”的城市，活跃着一批“私人保镖”。这些聘请保镖者多是文艺界名人、企业家和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其中尤以外资、独资和三资企业的老板居多。由于广州酒店业和房地产业的发达，私人保镖在这两个行业当中也占了很大比例。根据工作业务的不同与老板档次的差别，聘请保镖的人数大多在1－8人之间。

　　据广州一位资深娱乐记者预测，文娱名人和企业家在相当长时间内将是雇请保镖的主要群体。而从事保镖工作的夏先生也告诉记者，按照他的结交范围判断，广州的私人保镖不会少于5000人。

　　而在国外，私人保镖已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美国司法部的一项调查报告表明，美国现有私家保安队员约160万人，其人数是正规警察的3倍。美国保安业营业额到2000年达到1000亿美元以上。

　　进步还是倒退？

　　如今的西方国家，私人保镖已成为一种像律师或医生一样的普通职业。然而对中国老百姓来说，私人保镖还是一个陌生而又新鲜的事物。如何正确对待这一“新生事物”已引起社会及法律界的广泛关注。

　　众说纷纭私人保镖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何家弘教授堪称我国“研究私人保镖第一人”，早在1991年，他就在其著作《私人侦探与私人保安》当中指出：“私人保安业产生于私人侦探业，是私人侦探业的成熟表现形式。”何教授肯定了私人保镖业的存在，认为私人保镖业填补了社会治安管理机制中的空白，弥补了官方警察力量的不足。

　　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私人保镖的发展实际上是社会历史的一种倒退，因为私人保镖在维护老板利益时可能会侵犯普通老百姓的利益，这是现代民主国家所必须禁止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张曙光教授在谈到私人保镖问题时曾表示，按照法律，私人保镖与普通公民没有任何区别，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应有特殊的要求，私人保镖所能做的只是被动的防御，而不可能是主动的进攻。他们的任何暴力行为都应该控制在刑法所规定的正当防卫范畴内。

　　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主任薛云华认为，法无明文禁止即被认为许可。目前法律工作者都认识到了私人保镖这一行当的存在，但没有人把它当作一个行业来看待，对保镖的活动范围和准则等，我国暂时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

　　对于成立“保镖公司”的问题，何教授和薛云华律师都持肯定态度。

　　国家仍未承认合法性记者从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了解到，去年底，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调整了商标分类注册的范围，允许注册类别包括提供私人保镖、侦探公司、寻人调查等的“安全服务”。但是，商标注册成功后并不等于可以从事商标涵盖的经营活动，目前企业登记还没有涉及到私人保镖的范畴。

　　广州市工商注册主管部门的有关人员告诉记者，在为公众服务的保安公司大行其道的今天，广州仍然没有一家可以明确提出为个人提供保镖服务的“保镖公司”。但他同时表示，不可否认，广州仍有一些地下“保镖公司”存在。

　　何教授认为，“私人保镖”行业内部应定期互相联系和沟通，制定出一个自律机制，形成统一的准入制度和行业标准，对整个行业进行规范。他说，一旦这一规范得到有效的实施，对整个社会的治安、经济的发展都能够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但私人保镖毕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新鲜事物，国家目前还没有承认其合法性，是因为目前仍处在探索阶段，条件具备时会出现相应条例来规范这个行业。

　　郑先生则谈到，因为现行的法律没有对保镖这一行业作出规定，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他们并不清楚。他们不能以法律为依据，便只好“以老板为依据”了，很难做到“遵纪守法”。若社会能对这一行业制定规范，他相信90％的保镖都会按规定来做，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保镖”。

　　我们行走在法律边缘

　　由于私人保镖目前尚未获得我国法律承认，在很多时候，私人保镖几乎是在与法律“打擦边球”当中生存。因此，有人将私人保镖称为“跨在法律界碑上的人”。从事私人保镖工作的夏先生和郑先生都谈到，他们和同行聚在一起时，“老板第一，法律第二”还是“法律第一，老板第二”往往会成为一个争论的话题。“违法，但不犯罪”郑先生说，许多保镖都有过被拘留的经历，他本人在短短3年的保镖生涯当中，也曾有过一次被警察带走的经历。有一次，他们在夜总会喝酒，老板与隔壁一桌人发生冲突。其中一人动手打了郑先生的老板，郑先生毫不客气地进行回击。后来由于对方伤势比较严重，警察将郑先生带进了派出所。

　　郑先生谈到，作为一个保镖，面对老板的命令，首先想到的是服从，然后才是法律。但他们也会尽量在老板的命令与法律之间寻求平衡，“杀人放火当然不干，不可能真的为了那几千块钱的报酬把命都搭上去。但如果后果不严重，还是会按老板的去做。”

　　夏先生也向记者阐述了他“违法但不犯罪”的“平衡观”。他说，比如，若老板与某人有过节，让保镖去将某人“教训”一顿，保镖一般都会服从。但在行动之前，会有一番权衡，让自己不至于越过法律界限。

　　“平衡木”上的“弱势群体”但是，这样在“违法”与“犯罪”之间走平衡木的感觉毕竟不是一种享受。夏先生说，从某种意义上讲，私人保镖在我国还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可以保护其权益的法规。

　　夏先生说自己比较幸运，他之所以能跟随老板这么多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老板本身遵纪守法。但即便如此，依然存在风险。今年3月，老板的保姆被人杀死在家中，贵重物品被抢劫，作为贴身保镖的夏先生成为首当其冲的“涉嫌对象”，被拘留了好几天。

　　谈到为什么会选择这一行业，郑先生说他自己有一副好身手，其他工作不能发挥所长。而且，干这一行结交的大多是一些上层人物，他希望能通过这一工作积累社会资源，为将来从事其他工作做准备。

　　郑先生和夏先生都谈到，虽衣食无忧，但他们还是经常为没有合法身份而耿耿于怀。哪怕在亲戚朋友面前，他们只称自己是司机或保安。他们认为社会对“保镖”二字怀着偏见甚至敌意，动辄把这一行业与“打手”“黑保安”相提并论。时刻行走在法律边缘，他们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他们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像社会上其他行业，获得社会的认可与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