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刘以宾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为了讨回一年的血汗钱，深圳60多名外来工将他们的4个领班“押”上了南油大道，附近交通一度中断约半小时。据说，他们是在投诉无人处理的情况下才做出此举的。法律人士认为，民工讨薪值得同情，但这种做法一是妨碍公共交通，二是限制了工头人身自由，已经触犯法律，公安部门可以对他们进行刑拘。

　　由此，联想到近日发生在广州南华工商学院黄埔校区部分学生“罢吃”的事件。部分学生因不满北区承包食堂的质量，私下流行一则短信“做得很好，坚持到底”，千余名学生自12月11日起集体“罢吃”以示抗议。该食堂承包人表示，将尽量改善质量以吸引学生回头。校方则明确表态：并非故意扰乱秩序恶意地“罢吃”，而是学生对吃饭问题的正常反应，学校不会追究学生的行为责任。与以往那种神经过敏、习惯往“安定团结”上纲、动辄采取强硬措施甚至导致矛盾激化的传统思路和做法相比，校方确实显得相当明智。

　　扣押工头与学生“罢吃”两事件在表面看几乎“风马牛”，但只要稍认真分析一下二者的异同，便可得到某些深刻的启示：其一，学生在食堂就餐和外来工为工程干活都是一种交易行为，交易的前提是公平等价和充分自主。其二，无论食堂承包人还是工程建设方，最看重的是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与服务对象、劳务提供者保持正常的交易则是实现其利益的唯一途径。学生们感到交易不公平，采取的是集体退出交易的抗议方式，于是食堂承包人的利益实现来源被彻底阻断，承包人就不得不向学生“妥协”；而深圳外来工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工资却一直被拖欠（按月发工资早有法规依据）但他们并未想到通过退出劳务交易从而阻断工程方利益实现来源的方式促使对方让步。其三，“罢吃”的学生采取的是一种法律允许的较为理智的集体行为，而深圳外来工采取的却是妨碍公共交通、“准暴力”的明显违法的行为。前者“抗议成本”低但效果良好，后者“抗议成本”高却收效甚微。

　　按说，一切利益纠纷都需通过正常法律途径或政府管理部门干预调解的方式予以解决，然而，在许多不公平交易尤其是严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上，法律却每每显出某种无奈，政府部门的干预和调解其效果也常常不能令人满意。即使工程建筑单位、包工头尚能积极接受法律的干涉和政府的干预，但由于何况任何法律、政府干预都需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多数农民工照样在默默忍耐并继续无偿提供着劳务，其利益实现的来源并未真正阻断，故履行付工资义务的“紧迫感”是十分缺乏的。更何况部分工程建设方和包工头本来从内心就有藐视法律的念头，或具备“摆平”管理者的能力。

　　其实，随着劳资矛盾的逐步突出，“罢工”似已不再是一个讳莫如深的字眼。上个月某日，海口市秀英区开张没几天的“万家隆超市”遭遇刚刚招聘来的50名员工的集体罢工，缘由是老板要求全体员工加班加点，并口头许诺给予加班费，双方基于信任没签定书面合同。然而到了兑现日，老板却翻脸不认帐。10月份某日，盐城市区盐马路世纪联华一位经理对职工无理漫骂，由此引起众多员工联合与店方对抗，致使开业不久的世纪联华不得不关门一天。无论是“罢吃”还是“罢工”，当事人大都不得已而为之。从政府愿望以及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这样的事当然是越少越好。但也不能不承认这样的现实，学生“罢吃”和超市员工“罢工”都取得了“立杆见影”的效果。同时，它并不违法，也符合维护公平交易的原则。

　　从日常发生的大量不公平商品交易看，“罢买”其实也是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有效制约不法商家的方式之一。例如，有些商家一直进行着不公平交易，要么搀杂使假，要么夸张诱惑，要么制造噱头，要么设下圈套.....但为何不能也形成集体“罢买”呢？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消费者是高度流动的，与某商家形成的交易关系是高度“随机”的，信息不仅存在严重不对称，也无法在特定消费群体中达成共享和共识。中国市场巨大、消费者甚众，即使每人上一次当，也够不良商家赚个盆盈钵满的。商家正是充分利用了人们的这一行为规律，乐呵呵地继续着“民不厌诈”的游戏。

　　按说，农民工在一个特定的、相对封闭的、信息共享的环境中干活、谋生，完全具备与“罢吃”的学生和“罢工”的超市员工类似的群体特征。然而，面对大量、长期、恶意的工资拖欠，面对包工头指使的野蛮殴打，他们除了知道以跳楼、爬塔吊相“要挟”，或者用对工程方、包工头施暴的方法孤注一掷，为何就没想到集体退出劳务交易、来一次集体“罢干”呢？“罢干”也许会使自己受到某种损失，但总比那些极端的方式要好，而且有效。

　　假如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各方面不再为“罢吃”、“罢工”或别的什么“罢”感到不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能理解和接受这种方式，便可认为此乃一种了不起的观念进步。诚然，任何“罢”都必须是理智的、文明的，并只能在法律许可范围内进行。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