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傅祖洪

　　（一）

　　在城里人看来，乞丐真是件“影响市容市貌”的伤脑筋之事。

　　8月1日前，还有《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这把利剑能保障街头清爽，可偏偏有的执法人员不争气，把孙志刚也当作丐帮同伙给收容了，结果出了人命。出了人命倒也罢，却偏偏死的是个大学生。死的是个大学生倒也罢，却偏偏被报纸捅出来了。最后事就大了，实施了20多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给废了。

　　同时，《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开始实施，担当救助任务不是别的，就是以前的收容遣送站。他们被更名为救助管理站，不能再动辄拿起械具强制对待那些无证人员了，也不敢乱收费遣送费了。

　　一位救助站朋友抱怨说，他们成了“伺候”丐帮兄弟的“服务员”了。与以前对千千万万“进来人”顺便可以指使颐气的高贵相比，不知掉了多少价。他说，要不是被“发现”《收容遣送办法》能弄死大学生，可能还在用老《办法》为市容市貌立功——即驱遣流浪汉和乞丐。

　　如今，这城市成了丐帮随便来去自由的场所，于是人们又发现《救助管理办法》帮不了市容市貌什么忙。特别是那些好逸恶劳、不劳而获不属于救助对象的“职业乞丐”，根本拿他没办法。

　　但城市仍是我们城里人的城市，我们得保卫我们的城市永远亮堂、清爽，那些下贱的乞丐们应该从我们的城市消失掉。怎么办呢？有一个好办法：动员市民不予施舍，断你的财源，让你挨饿受冻。即使你到咱的救助站解决临时生存困难，但你不可能老呆在救助站里，最后你都得回到乡下去。

　　以上的逻辑，就是成都市救助管理站的逻辑。

　　日前，该站发出《致市民的一封信》，建议市民不要直接向街头流浪乞讨人员施舍钱物，而应劝导其到救助站接受正规救助。（据新华社12月12日电）报道还说：“只要不直接施舍街头流浪乞讨者，街头的流浪乞讨现象就会大大减少，我们的城市将会更加美丽。”

　　（二）

　　但有一点还是要弄明白。不管乞丐队伍中有多少好逸恶劳的“专业乞丐”，但的确有相当一部分是真乞丐。

　　或年老无家，或幼小无依，或家庭遭灾，或需钱治病，或为了一顿饭，或为了亲人上学，于是他们穿着脏旧的衣服，带着哀求的眼神，四处乞讨，甚至到处下跪。

　　但越来越多的媒体记者不断发现，一些体力强健的职业乞丐假借市民同情心理行骗取财。这些被强势者制造出来和阅读着的新闻起了作用，越来越多的市民认为乞丐是骗子，从乞讨者面前无数次冷漠地走过也舍不得给一分钱。

　　于是，不难想像，真正亟需帮助的乞讨者也“收入滑坡”，有报道描述一位讨钱给孙女治病的坚强老妪一连几天空手而归。

　　因为有“李鬼”混杂丐帮队伍中，于是就“引导”或者“建议”不要直接给流浪乞讨人员施舍钱物。这是什么逻辑？

　　按这个逻辑来推一番理。如果警察队伍中有个别“混蛋”，就解散警察队伍或全部停发薪水吗？如果有一辆汽车发生撞死了人，就停开所有车辆吗？如果一家煤矿发生了事故，就关停所有煤矿吗？

　　仅因为假乞丐的缘故就不给所有乞讨者捐助，那么，真正急需巨资救助的病危者、需长久扶助的失学者、残疾者、乡间赤贫者的底线又全由政府来保障么？

　　成都市救助管理站把所有乞讨者都理解为丢了钱包的流浪汉，实在犯了一个“以偏概全”的低智商错误。试问，所有病危者、失学者、残疾者、赤贫者都到该站去接受临时性救助吗？

　　（三）

　　其实，施舍本是件自愿的事。一个愿讨，一个愿施，财产无偿转移罢了。愿讨的前提是，放下架子站跪街头。愿施的前提是，兜里有钱能施才行。

　　真乞丐被贫困、病痛逼怕了，假乞丐被懒惰、好逸恶劳逼怕了，于是都不怕丢人现脸和遭受白眼，到街头博取同情。至今尚未发现，富绅子弟或有地位的人以乞讨为职业，这证明乞讨者都至少牺牲了“架子”。

　　假如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谁去干乞讨？乞讨者众，与失业率高也有相当关系。真乞丐本应该同情。身强力健的假乞丐谎称父母死光、儿女病危，以“作贱自己”为生，如果路人有钱，慷慨一把又为何不可，至少可以理解“讨钱者多半没什么工作”吧。

　　话说回来，咱兜里有钱，愿施舍给谁，那是自个儿的私事，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处置财产权利的自由。顶多，你提醒我，把钱施舍给假乞丐助长其好逸恶劳的惰性，但犯得着你指手画脚吗？政府救助管理站是一个施助者而已，个人也是施助者，凭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四）

　　成都市救助管理站建议，“要运用合规手段救助弱势群体”。难道公民只有把钱先捐给政府机构或民间组织，再靠他们去救助才“合规”？

　　事实证明，向乞丐捐钱是世界上最直接的财富平抑方法，成本也是最低的。有钱的施舍者一摸兜便成，无钱的困顿者一伸手就受惠，不要一分钱交易成本啦！根本用不着机构设置、宣传倡议、财务手段、监督管理。更用不着像政府救助低保者那样，先派出庞大税收队伍收税、再财政划拨、最后再民政发放。

　　救助困难者，本是“均贫富”的高尚事业。民间救助是有钱者的自愿行为，政府救济则是强制公民纳缴再发放救济。前者比后者不知要高效多少倍，所以，“国外民间捐款像是在进行一场冠军赛：1980年代，商业大亨郎埃圳捐了3000万美元；1990年代，有线新闻网总裁物纳捐给联合国10亿美元，而他总共只有30亿美元资产；在20世纪结束前，美国的捐款冠军是微软总裁盖茨，他曾一次捐了20亿美元，更新了美国所有中学图书馆的电脑。”（见《党员文摘》2003年7期《美国的捐献文化》）

　　纽约一位研究捐献的心理分析学家说，事实上，是否捐款和个人的经济条件没有必然的关系。很多美国人之所以捐款，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回馈社会的意识，并认为很多事不应该由政府管，而应该交给社会。（出处同上段）

　　但我们不知从何时起，认为天下大事小事皆应因由政府包揽。像民间慈善捐助，本是应该倡导鼓励公民去乐于做的事，却认为“捐则助长假乞丐的惰性，更难使市容市貌变靓”，于是告诸市民，以断“其奶”。

　　仅仅为了市容市貌，就用如此拙劣的《致市民一封信》来实施，拍脑袋的救助管理站官员是否想过：“城市是大众的城市，你居庙堂伏案为生，我居街头乞讨活命，凭啥就不考虑我等弱势小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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