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29日下午，史飞鸿、杨勇（在逃）、赵磊3人，以在外地上学的同学马秀全让他们来家等候为由，骗开马家的门。当马母为他们倒茶、拿水果时，杨勇、赵磊用胳膊夹住马母颈部，用手捂住马母的嘴，史飞鸿则连捅数刀，致马母当场死亡。3人在抢劫首饰、现金、笔记本电脑等价值6万余元的财物后逃走。

　　像这样的案情、后果，被告人史飞鸿的“能否适用死刑”，就取决于他作案时是否已满18周岁。

　　2002年6月16日，此案在临汾中院一审开庭。在年龄问题上，被告人史飞鸿提出他是1983年11月28日出生。作案时不满18岁。对此，检察官出示了史飞鸿的户籍身份证明和常住人口登记表，证明他的出生日期为1983年4月16日，作案时已满18岁。公诉人还举证：史飞鸿的胞妹史红霞的户籍登记为生于1984年5月26日，并指出，如果史飞鸿为1983年11月出生，那么他就仅比其胞妹大6个月，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由此，史飞鸿的年龄已满18周岁系铁证如山。

　　2002年7月3日，临汾中院再次开庭时，案件却彻底“峰回路转”。庭上，法官宣读了从两个学校调取的“书证”和几份询问史飞鸿奶妈、“接生婆”、邻居的笔录。之后，法庭便以史飞鸿作案时不满18岁为由，一审判处其无期徒刑。

　　一审判决后，被害人家属和两被告人都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2003年元月，山西省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将案件发还临汾重审。

　　重审过程风波迭起

　　受被害人丈夫的委托，山西华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援军、董艾霞以诉讼代理人的身份，出庭参加重审。

　　重审审判长，是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崔全保。重审时，有百余名群众旁听。

　　引起争议的第一个问题是在庭审中，审判长崔全保对一审卷宗中证明被告人犯罪的证据，都不让被害方律师质证。

　　“本案重审，依据的是一审卷宗，核查的是一审证据，为什么不允许就一审证据质证？请拿出法律依据！”董艾霞律师据理力争，随后，律师向法庭宣读了新取的证据，揭露原审法官杜耀登在行凶者史飞鸿从未上过学的学校“取得”了“史飞鸿是1983年11月28日出生”的“证明”，并指出：一审判决采用的都是一审法官所取的没有经过被害人一方质证的证据，属法官自查自判，应依法追究一审法官作伪证的法律责任。

　　此时审判长指责律师咆哮法庭，并让发言律师董艾霞退出法庭。董律师被迫中止发言。

　　法官当庭“赶”律师

　　庭审进行到辩论阶段，审判长又没有让被害人家属及代理律师发言；辩论完毕后，审判长只让被害人家属就民事赔偿部分发言，律师请求就刑事部分发表意见遭到拒绝。

　　“法庭辩论不让被害人代理律师发言，违反刑诉法规定。”律师王援军向法庭申明。

　　审判长激动了：“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法警，把他押出法庭去！”

　　审判长的命令一下，4名法警一拥而上，把被告人扔在一边，当着百余名旁听群众，将律师王援军反扭着胳膊，掐着脑袋，从旁听席穿过，押出了法庭大门。

　　众多资深律师在对此表示强烈愤慨的同时指出：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及其代理律师就刑案部分参与质证和辩论，不仅有助于法庭查明刑事案情、核实刑案证据，确定刑事责任，也有助于法庭查明全案中被害人、被告人等各自有无过错、过错程度如何及其应负的责任，这是进行附带民事诉讼审判的基础。他们对重审法院这种“拒绝帮助”的作法均表费解。

　　省律协“请出”省人大

　　2003年11月3日，山西省律师协会向山西省人大内务司法委递交《关于临汾市中级法院对律师当庭施暴的情况报告》。报告中称，临汾中院严重违反了法律规定，严重侵害了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律师的合法权利，其影响极为恶劣，后果十分严重。

　　1、临汾中院重审法庭人员在开庭重审之前，就先入为主地对原审法官所取证据进行核查，严重违反《刑诉法》第192条规定。

　　2、重审开庭中，审判长剥夺被害人代理律师就刑事部分的质证、辩论权，违反了《刑诉法》第40余、第42条、第47条、第155条、第157条、第159条、第160条，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相应的规定，也违反了《律师法》第25条的规定。

　　3、重审中，审判长命令4名法警对被害人代理律师施暴、强行押出法庭，严重违反了《律师法》第3条和《山西省律师协业条例》第19条的规定。

　　2003年11月10日，山西省人大内司委主任杨季春作出批示：可考虑列为重点监督案件，并跟踪调研。11月17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曹馨仪也予以专门批注，同意重点监督并跟踪调研。

　　（摘自《山西青年报》文／张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