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振是一名艾滋病感染者。同时，他也是河南睢县艾滋病感染者自救组织“爱心互助组”的核心成员之一，这个组织的30多名志愿工作人员，也都和他一样，不幸感染了艾滋病。这个没有经过政府部门注册的民间自救组织，在成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共成功地劝服了300多名出现感染症状的乡邻接受身体检查和治疗，但是这个数字，还仅仅是睢县数千名感染者的冰山一角。赵振的一天

　　11月28日，赵振按计划去访问一个叫许庆丰的艾滋病感染者，以及一对艾滋病夫妇的遗孤。他们都住在离赵振所在的东关村三四公里外的叶吉屯村。赵振说他现在的生活过得极有计划，每个月的工作重点、要帮助多少人、以及每天的行程，都一清二楚。

　　赵振还说，互助组的很多人都和他一样，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大多都是在染病之后入的教。

　　赵振告诉记者，那天他面前的许庆丰，身上起的疱疹已经开始溃烂，传染性极强，赵振说他把大量工作都花在了教会他如何避免把病毒传染给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上面。对于赵振，许庆丰一家和其他互助组的大多数访问对象一样，默默地接受着关怀，并做着内心的挣扎：接受检查和治疗，就会暴露艾滋病感染者的身份；而不检查，就只能看着自己的生命加速滑向死亡。两个多小时之后，许庆丰终于接受了赵振的治疗建议，但是仍不愿接受政府的免费治疗，而要按赵振告诉他的对症药物去药店购买。

　　许庆丰早已知道自己染上艾滋病，他曾到郑州做过检查。但是回来后一直不敢去就医，其实在县卫生局可以领到为艾滋病感染者提供的免费药物和代金券。互助小组有点烦

　　“我们可以召集一些人进行集体宣讲，而不是采用效率极低的一对一访谈的方式，但是那么做政府会不高兴。”未经注册的“爱心互助组”召集村民宣讲艾滋病，“无异于是在败坏政府形象、扰乱社会治安，最重要的是会影响当地的投资环境，因此互助组的工作常常得不到政府的理解，有很多阻力。”赵振有点苦恼地说。

　　河南的大部分艾滋病高发村庄都没有像“爱心互助组”这样的组织，当地村政府的宣传又很不够，所以无论是感染者还是未感染者对艾滋病的无知程度都相当惊人。“知道自己病情的人只占到感染者的1／10甚至1％，但是政府如果要做宣传难度也很大。”赵振说。“小组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遇到的障碍比较多，很多人感染了这个病后不愿意承认，宁愿死。”“爱心互助组”的另一位成员赵立新说。感染人数大概在100人左右的东关村，因为发现得早和互助组的工作做得好，有90％以上的人都接受了县卫生局的免费治疗，而其他的很多村庄甚至还不到1％。“不愿治疗的主要原因不是怕花钱，因为政府提供了免费的治疗药物，而是周围人的歧视。”赵振说，“很多人染病之后仍旧要赚钱养家，力工、建筑工都得到很远的地方才找得到活干。染病的菜农没法在本村和邻村卖菜，得挑到很远的地方才卖得掉。农村人考虑到孩子要上学、找工作，还要成家，也都不愿意别人知道自己家里有人染病。”赵立新说。县卫生局的买单计划

　　政府在救助艾滋病人尤其是为他们提供免费治疗上并没有停住脚步。“去年7月政府开始对感染者的免费治疗，感染者发现腹泻、发烧、淋巴结肿大、疱疹、肺炎、隐性脑膜炎等症状都可以免费治疗。”赵振说。县卫生局给每位艾滋病人提供100元的代金券，不够的还可以继续申请50－100元的加量。“今年7月，抗病毒药物，也就是鸡尾酒疗法的免费治疗也开始提供给县里的艾滋病人。但是现在是因为愿意治疗的病人少，所以药还用不完。但如果睢县300多已经知道的艾滋病人都来治疗的话，药物的数量可能还差2／3。”“但是现在政府免费治疗的范围还非常小，试点的5000人中的2000人都集中在河南上蔡县，都是外电报道比较多的地区，出现卖血输血感染的23个省大部分都还没有实行免费治疗。城市中的免费治疗也没有开始实施。而巴西、南非这些国家，都是实行全部艾滋病患者免费治疗的。中国政府也有能力在这个项目上买单，但是在卫生部公布的感染者84万和病人8万这些数字之外，还应该给出一个包含隐性数字的大致范围，比如感染者可能500万或更多，这样当更多的病人加入到治疗队伍中来时政府也不至于无法应对。”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万延海说。

　　“政府所承诺的将为城市低收入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费治疗药物的做法还在商讨之中，主要是贫困线如何划定的问题。我建议这个贫困线应该比社会最低贫困线的标准稍高。因为艾滋病治疗的花费不是普通百姓可以承受得起的。此外从临床医生的反馈来看，完全使用国产药来治疗副作用较大，而进口药又太贵，这个矛盾如何解决是个难题。”广东省疾控中心艾滋病预防研究所副所长何群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出现的艾滋病感染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