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建国

　　据11月26日《新京报》报道，11月20日，一份由1611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签名的《要求对全国31省（区、市）公务员录用限制乙肝（病毒）携带者规定进行违宪审查和加强乙肝（病毒）携带者立法保护的建议书》（以下简称“建议书”）从浙江启程，寄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法制办和相关官员。笔者觉得，和已经发生的“周一超事件”相比，这一事件明显反映出公民维权行为正在走向理性和文明，也反映了公民们对国家权力机构的信任和尊重。

　　推动社会进步和维护基本人权的最好方式，是每一个人都能点点滴滴甚至斤斤计较地对个人权利和自由反复坚持。但怎样坚持呢？周一超为我们提供了教训。因为被查出是乙肝患者，作为大学生的他被人事部门按照规定取消公务员录取资格，一怒之下，他制造了致使两名人事干部一死一伤、自己被判死刑的悲剧。周虽然是一个不合理法规的受害者，他有权维护自己的权利，但采取这种方式是错误的，他既没有搞清楚歧视自己的根源所在，也不应该用暴力这种破坏法制的办法来反对不公正，使无辜的法规执行者成为牺牲品，不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自己也因此付出了最大的成本。

　　同是维权，这1611名公民走了另一条道路。他们之所以采用了“建议书”的方式，是他们不但明白宪法赋予了自己维权的权利，也明白应该怎样依法行使这个权利；他们知道受到歧视的原因是法规的不公正，具体的法规执行者是无辜的，只有通过促使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进行违宪审查直至废除不合理的法规，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他们明白，无论是个体性的暴力还是群体性的激烈行为，都早已被证明不是最好的推动社会良性发展的方式，只有合法的、和平的理性维权行为，才更容易得到更多的人同情、理解、支持和响应，他们明白，国家中上下级的关系也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有话好好说”，其问题则更有利于引起上层的重视和尽快解决。

　　这个事件也表现出公民对国家权力机构的尊重和信任。这千余公民一定觉得，国家领导班子确实是在依法治国、文明行政，尤其是从孙志刚事件中看到了国家对公民权利重视和保护的决心，他们相信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解决问题。如果不相信，他们就不会这样做（孙志刚事件前，极少有人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国家最高权力部门，应该把这一事件看作是政治文明的成果之一，看作是减少国家震动、维护社会稳定的办法之一，应当为此感到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