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政府官员的政绩，也应该与时俱进。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五个统筹”的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标志着中国将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向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同步。这无疑会成为政府施政执政的新目标，也为日后考核政府官员和领导干部构建了新的参照体系。

　　而重新构建新的政绩观也已在不少地方开始破题。浙江省湖州市委书记杨仁争就在一次尚未向全市干部公开的谈话中首次系统地谈起了以往政绩考核中的种种弊端。杨认为，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考核，其弊端主要是“一些地方把‘发展是硬道理’错误地理解为‘GDP增长率是硬道理’。地方财政为追求一时的经济发展速度，违背经济规律，背负巨额债务，盲目上项目、办企业、搞投资，造成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失地农民无家可归，无业可作，变成了流动于城乡之间的无业游民”（2003年10月30日《南方周末》）。

　　改革开放后，一切工作都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因此一系列跟经济相关的量化指标，与官员的升迁奖罚便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在一些干部心目中，“德、能、勤、绩”，“德”和“勤”都成了虚的，“能”和“绩”则容易量化成一个个经济数据。过去叫产值，现在改进了叫GDP，事实是越往下越靠基层，其政绩越是变成了年终报表的财税上缴数据及招商引资数额等。

　　河南省卢氏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耗巨资搞“夜景工程”、“绿化工程”、“隔离带工程”等等，背负了沉重的财政包袱，可该县领导一时间被称为“政绩非凡”。由于看数字说话，以数字定优劣，“数字出官”，于是很自然地“官出数字”，在各种统计数字上虚报作假。媒体近年披露过大量的数字造假的典型，有的比“大跃进”时期的虚报浮夸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GDP不能反映出人们的福利状况，与“五个统筹”的要求存在着严重的差异。一些地方的政府官员为了一己的政绩不惜浪费资源，超量挥霍资源；不惜污染环境。眼下中部地区一些县市争着引进污染项目，牺牲地方的长远利益，牺牲老百姓的生活环境和质量，使一些山清水秀的村镇成了“癌症村”、“污染村”。如果追根溯源，都可以从单一的僵化的政绩观上找到根由。

　　当然，今后不是不能用数字考核干部，不是不看一届政府一个官员的政绩，但必须完善考核评估内容和规范，必须摒弃片面以经济增长论英雄的政绩观。要把城乡人民群众的实际收入增长、促进社会就业、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青少年的入学率等等都纳入干部政绩考核体系，都成为硬指标，从而激励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时刻想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真正把考核标准和考核权利交给老百姓，各级官员的政绩观自会为之一变。刘效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