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龚明义

　　10月13日，童大焕先生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一文，为著名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的“高质量教育可以高收费”观点进行辩护。此文多家网站转载，影响甚大。（茅先生的观点详见10月2日《南方周末》上的《》一文）

　　他在文中写道，讨论教育乱收费应该首先承认一个“任何社会都改变不了的现实，就是教育资源客观上存在差距。按照绝对公平论者的观点，任何人都有权平等地享受高质量的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但现实是优质教育资源有限，不管用什么方式都无法做到平均分配，更无法做到排排坐吃果果——人人有份……那么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寻找一种向现实妥协的相对公平的分配办法：让优先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人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个代价可以是经济上的，也可以不是经济上的（如综合素质或成绩优异）”。

　　文中还特意批评：有人（即本人——作者注）“情绪激动地斥之（茅“高质量教育可以高收费”观点）为现实生活中业已存在的富人教育经济观。此文不仅是表达了一次‘理性的谬误’，而且是对全民坚持的教育公平愿望的公开挑衅，对法制维护的社会公平原则的公然反对（原文是‘反动’不是‘反对’）。”（原文先后刊于10月9日人民网、10月15日中国教师报）

　　但是，大焕先生似乎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他将“教育平等权”与“平均主义”划了等号，于是有了如此错误的推理：“教育平等权”等于“平均主义”——义务教育中的优质资源“不管用什么方式都无法做到平均分配（人人有份）”——所以“”。而笔者和众多人之所以反对茅于轼“高质量教育可高收费”，是因为这一观点破坏了宪法和法律维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平等权，从未见谁说过要将高质量教育资源绝对平均分配。那么请问：大焕反驳的“义务教育要搞平均主义”，是哪儿的观点呢？

　　在法制社会，任何人的言行都不应该与法律相违背。在笔者的印象中，大焕先生对此也是一直潜心著文、用力弘扬的。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我国教育法第三十六条明确规定：“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高质量教育高收费，就是以金钱收买的形式（还有权力瓜分方式，如有重点中学无条件录取考分很低的领导子女），掠夺本属于穷人的优质教育资源，同时，今年全国大规模的清理教育乱收费成果证明，“高收费”绝大多数都是非法的乱收费，它破坏了择优录取、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剥夺了部分学业优秀子女平等受教育权。有人为何要为这种非法行为辩护？

　　支持高质量教育实行高收费者，简单地认为这样可弥补教育投入不足问题，但正如一位网友所说，他们“并不了解各种乱收费的钱款的真正流向”及“其中的猫腻”，“各地都有明文规定：学校收上的钱禁止用于为教师发放奖金和福利”，学校“收上来的钱不明不白地花完了”。今年6月份，山东菏泽某校校长贪污六十万，七八个校领导也因贪污被判刑。河北阳曲县郝成学任教育局长一年半，聚敛钱财礼物数百万元，很大一部分是各校进贡来的。近年来教育领域成为腐败重灾区之一，高收费“功”不可没。了解这些真相后，我们难道还会天真地认为高收费都用于教育事业了吗？

　　解决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经费不足问题，选择任何高收费办法都非上策。因为这样做，不仅实现不了弥补教育经费不足的目的，反而还会人为地破坏高质量的教育资源，一是穷人子女受教育平等权被剥夺后部分优质生源的流失，近年来少数贫困群体子女失学现象的反弹，已经给高收费教育敲响了警钟。二是差生“买分”上好学校会降低其整体教学质量，每年招生时的生源大战证明没有学校愿意收差生。三是教育事业的圣洁性被损伤后，必然遭到人们的蔑视与疏远。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学家不从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大局出发，来考虑教育经济问题，而老是“见钱不见人”呢？

　　我赞成童文说的“政府要保证足够的教育投资（我们国家法定的GDP的4％或联合国建议的6％），用这些钱不折不扣地实施义务教育”。但反对其从“允许适当收费”的重点学校弥补教育经费不足的观点。童大焕建议“收费中提取一定比率用于教育统筹”，“从而创造出更多更好优质、免费的教育资源”。这个建议非常理想，但难以落实，中央出台的“收支”两条线实施情况就是最好的旁证。弥补教育经费不足有很多办法，如利息税收，适当减少公款吃喝、公款轿车等浪费性开支，还有全国每年查缴的五十来亿元贪污受贿款等等，都足以解决教育经费问题。何必硬要以损害教育事业的方式来筹措教育经费呢？

　　本人反对高质量教育高收费，绝对不是“用道德家的尺子”，也不是“要求绝对公正”，而是一个公民对现实教育收费状况和教育发展不平衡情况真切感受的理性表达，说夸大点，也是对法律赋予公民公平教育权的一种保卫。虽然我清醒自己的声音很弱小，但我还是要用自己弱小的声音去竭力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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