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要振兴，国企必须复兴。对于国企复兴的可能性，许多人仍然心存疑虑。我想再向还能够倾听的人们讲讲为什么国企能够复兴、怎么才能复兴。

　　集体经济具有复合激励效率、能够杜绝“搭便车”问题

　　人们常常以为集体经济体制下监督成本高，造成干多干少一样、干好干坏一样，劳动者没有积极性，集体经济没有效率。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给公家干与给自家干不一样，却没有深究是不是不给公家干就可以只给自家干，作为打工者给老板干活与作为主人给公家、给自家干活是不是一样？

　　南街等村的经验说明，重复博弈和团队激励机制可以克服集体经济的“搭便车”难题，集体经济具有复合激励效率，集体经济的可行性不仅有理论依据，而且在实践中得到了验证。

　　南街之所以能够克服搭便车，是因为在多次重复的博弈(非“一锤子买卖”)中，“合作”行为(即不“搭便车”)是可能产生的。南街采用增强农村社会原已存在的“社区性”、提高成员“退出成本”的办法，增加博弈可重复性，使集体成员具有长期眼光，不按“一锤子买卖”的逻辑想事和行事。南街不断发展公共福利，一系列非货币性的公共福利配给增加了南街村民的“退出成本”（非货币化的福利不能带走和转让），进一步加强了农业社会的社区性，增大了集体成员之间博弈的可重复性,使“合作”(不“搭便车”)成为可能。

　　在重复博弈中，“合作”是可能的，但并不是必然的。“合作”的实现依赖于博弈各方存在相互兼容的促进合作的预期，“好领导”的功能与艺术即在于创造出这种预期，并使之得以持续下去。南街起家的经验说明“合作预期”是被创造出来的。南街起家是从“玩泥蛋”，即建砖厂开始的，卖“预售砖”让干部先买,群众以为干部又要搞特殊化，也要求买预售砖，结果很快就筹到了建砖厂所需的资金。在建面粉厂时，村干部率先捐款，群众也纷纷捐款集资。这说明村干部“吃苦在先”的行为就能把群众的预期转变到促进合作的行为上来，“搭便车”心理和行为可以被个人与集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心理和行为所代替。“搭便车”和“我为人人，人人为我”都可能成为集体成员的“平衡策略”即单方不愿改变的策略，究竟事实上的平衡如何产生取决于领导的行为是“吃苦在先”还是“以权谋私”，这是引导群众预期的关键。当人们预期集体经济的壮大自然给个人带来实惠时，“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合作策略就压倒了“搭便车”的不合作策略，并由此而得到一种全局结果的最大化。当这种最大化的全局成果又被公正地在集体各个成员之中进行分配时，相互兼容的促进合作的预期就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和巩固。如此循环往复，就产生了一种良好愿望与良好结果之间的良性循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并不是一种高不可攀的境界，它和“搭便车”一样，也是博弈中一种可能的平衡策略。一旦这种可能变成现实(象在南街那样)，集体经济所能带来的合作优越性就发挥出来了。

　　即使是在非重复博弈中，“搭便车”也不是不可克服的，“团队激励”就是克服“搭便车”的方法之一。“重复博弈论”对南街村村民较为适用，对流动性相对较大、“退出”较为自由的南街村外来打工者来说，“重复博弈论”的可适用性相对较弱。不过“团队激励”机制也是可以克服“搭便车”行为。例如，在一条锅巴生产线上，如果一个班组完不成当班的生产定额指标，全组人员都要受罚。这就促使班组成员互相监督，从而使“搭便车”行为受到有效地抑制。

　　南街的经验表明，所有制形态可以对企业内部的效率状态发生很大的作用，公有制可以同时调动起劳动者、经营管理者和所有者三个方面的积极性。与私有制相比，公有制（包括集体所有制）原则上更能发挥“复合激励”效率。私有制以私人所有者的利益为第一位，这种所有制形态本身限制了经营者和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在公有制的条件下，一个具体公有制企业的劳动者和管理者具有双重身份，他（她）们与其他社会（或社区）成员一起，是企业的共同所有者。如果能对公有财产建立起真正可行的民主监督管理机制，那么，公有制下的劳动者、管理者和所有者三方的根本利益就是一致的，从而三者的“复合激励”效率就得以发挥出来。

　　南街企业的集体所有制（或更准确地说是社区所有制）就是发挥“复合激励”效率的一个很好的案例。南街的经验说明，公有制内部对产权“权力束”（使用权、剩余索取权、剩余控制权、转让权等）的安排可以是有严格规章制度的，南街的“六定一赔偿”就是保护公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制度安排之一。集体所有制“权力束”上具体的安排方式，对于“复合激励”效率的状况有极大的影响。当经营者权力过大，而又不能受到有效地监督时，就不利于调动劳动者和所有者的积极性。

　　只要措施得当，国企就可以搞好

　　首先，要重视创造国企可以搞好的政策与舆论氛围。国企更需要的可能并不是优惠、偏袒政策，而是一视同仁的平等政策。不能看死它们，应该给予他们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灵活经营的同等权力，先给他们松了绑，再看它们到底能不能争气。必须扭转一味想着改变所有制的狭隘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党和人民丧失了直接的经济控制权，就难以行使政权。现在“黑心棉”之类的事件不正是抗美援朝中类似事件的重演吗？资本的本性是改变不了的。

　　其次，要实行经济民主，改变经营者选拔机制。民主不是可望不可及的，人民军队创立之初就实行了军事民主，并由此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在经济领域，同样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不仅要重视他们的合理化建议，而且要赋予他们民主选举经营者的权力。2001年，曾经有报道说，河南近一半困难企业由于民主选举经营者而摆脱了困境。要搞好企业，不仅要让企业拥有自主权，而且要让职工拥有民主权，首先让他们能够选择自己信赖的带头人。群众最了解自己的切身利益，最了解谁能够代表自己的利益，让群众自己选择不仅有利于企业脱困，而且有利于有效监督经营者，遏制国有资产流失。主管部门可以通过与选举出来的经营者签订任期目标责任书加以认可。

　　最后，要完善分配机制，调动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最近出台了中央企业经营者根据利润分成的政策，与此配套，生产者也应该据此获得高效益。反之，如果造成亏损，经营者应该受到惩罚。企业经营是有风险的，经营者也应该承担亏损的责任，不能一走了之。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各个企业当前的状况，与企业职工及由其选出的经营者签订不同的全员承包合同，对于增殖的予以奖励，对于亏损的予以撤换。国有企业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与觉悟是宝贵的财富，我们必须珍惜。现在有些艰难险重的活给再多钱民工都不愿意干，关键时刻，还是要靠解放军战士与国企老大哥。没有铁人们“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大庆的石油也许还在沉睡。只要唤起了这种精神，又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有什么奇迹不能创造呢？

　　有的私营企业主说，搞得好的国有企业让他们搞也能够好上几倍。他们有什么诀窍吗？除了裁员、搞成血汗工厂，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特别的本事。让工人下岗是人为的制造过剩人口，蕴藏着工潮与社会动乱的危机，说明这种生产方式是有问题的、不可取的。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能够解决前进中出现的平等与效率、稳定与活力问题的。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