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上午11时，在青岛洁神大饭店，日本花冈和平友好基金管理委员会向我省幸存的两位在日本花冈受难的劳工、17名花冈死难者的家属各发了2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7900元）的赔偿金和5000元人民币的教育基金。这其中包括青岛城阳松树庄79岁的张世球以及3名死难者的家属。在赔偿金发放现场，张世球等人诉说了他们在日本花冈的苦难经历。

　　事件回顾

　　日本强掳劳工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为弥补其国内劳力严重不足，强掳大批中国人到日本充当劳工。从1944年起，986名中国人分三批被强掳到日本秋田县大馆市花冈町，被迫为鹿岛组（现鹿岛公司）做苦工。

　　由于不堪忍受繁重的劳动和对身体精神的折磨，众劳工于1945年6月30日举行起义，这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惟一发生在侵略国的“花冈暴动”，但暴动被无情镇压了，418名劳工命丧日本。1989年，花冈幸存者聚会北京，成立花冈受难者联谊会，并向鹿岛公司发出第一封公开信。1995年6月28日，11名受难者代表组成原告团，在东京地方法院向鹿岛公司提起诉讼。

　　历经10余年的艰苦斗争，于2000年11月29日与鹿岛公司达成和解，鹿岛公司一次性支付5亿日元，设立花冈和平友好基金，用于对受难者的慰灵和追悼、受难者以及死难者家属的自立、抚养、伤病及子女的教育。

　　幸存者血泪控诉

　　张世球 城阳区松树庄人，现年79岁

　　1944年春天，当时我才20岁，一天，我正在青岛码头干活，突然被一帮日本大兵强行掳走，乘坐日本轮船到达了九州码头，然后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到达了日本北部的秋田县大馆市花冈町，被迫为鹿岛组做苦工。

　　在当苦工的日子里，我和难友们每天都要在日本人棍棒的毒打下工作12个小时，吃的是橡子面窝窝头，早已经忘记了肉是什么滋味。那是场噩梦啊！很多工友病倒了，而狠毒的日本人每天只给一碗稀饭喝，由于得不到营养，大部分病人因此死亡，还有一些人还在喘气的情况下，就被抬到山上活活饿死。和他同在花冈干苦工的986人中，活着回来的才500来人。

　　汪整录 威海市环翠区人，现年85岁

　　1945年，我在青岛码头被日本警察抓走，强掳到日本花冈当劳工，和张世球老人一样，我在花冈遭受了非人的磨难：日本人不但让我们干苦力，还经常以“看病”为名抽我们的血，其实都是给日本人输血用的。后来，不堪忍受折磨的700名劳工在劳工大队“大队长”耿谆的带领下发动了“花冈暴动”。

　　家属们历尽苦难

　　杜秀英 潍坊市坊子区人，现年70岁

　　我在五个兄弟姐妹中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家住潍坊市坊子区牟村镇牟三村。我11岁那年，41岁的父亲被日本人掳走当劳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才知道是死在了日本。我父亲要是活着的话今年应该是101岁了。由于父亲走后家里失去了经济支柱，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就在母亲的带领下开始了讨饭生涯，我至今还记得自己在街上捡垃圾吃的情景。

　　崔永志 潍坊市潍城区人，现年43岁

　　我是代表我死在日本的爷爷来领赔偿金的。我爷爷崔发庆生于1904年，在日本花冈当劳工时，不幸在“花冈暴动”中死亡。我父亲以前曾跟我说过，当年爷爷被掳走时我才7岁，家里经济十分困难，要不是后来解放了，全家人可能早就活不成了。

　　我们真心感谢那些帮助我们讨回公道和尊严的人。希望死去的爷爷和他同在日本死去的同胞，在九泉之下能得到一些慰藉。我们所有人要记住中华民族以前所受的苦难，日本人必须承认他们所犯下的历史罪行，希望其他同胞也能得到赔偿，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是我们中国人的尊严。

　　新闻链接

　　紧急搜寻受难劳工

　　日本花冈和平友好基金管理委员会于2001年4月成立后，寻找花冈受难者的工作就没有停止过。但至今只找到了464人，其中山东籍劳工有278人，在我省全部568名花冈受难者中占了还不到一半。

　　由于日方单方面决定，准备将发放赔偿金和教育金的时间截止日期定在2003年12月31日，其余的花冈受难劳工和家属将有可能得不到赔偿。

　　中国红十字会呼吁，请知情者转告或帮助寻找受难劳工或家属。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3号，中国红十字总会703室，花冈和平友好基金管理委员会事务局，电话（010）65288007，（010）65124447转703。

　　本报记者　魏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