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律师服务要走向行业自律（新闻会客室）(组图)

https://zylofonmediaonline.com/__proxy_domain/www.sina.com.cn 2003年09月17日04:12 人民网-华南新闻

嘉宾：黄武

　　《广东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已出台实施一个多月，但与之紧密关联的律师行业规范管理却是一个需要长期面对的难题

　　话题动机

　　广东省拥有8000多律师，是全国律师人数最多的省份；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广东法律服务市场急剧扩大；与此同时，律师收费标准多年来滞后、无序与模糊产生的负面效应，形成了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鸿沟，由此带来的对律师行业的投诉不断，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诚信危机”。在这个背景下出台的《广东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绝对不仅是关系“律师收费”这么简单，其背后是规范律师行业服务的理念更新，是对法律服务市场的重新定位，是对律师与当事人关系的理性审视。这种审视与思考在中国法治进程不断推进、执法环境不断完善的时候，尤其显得重要。

　　嘉宾介绍

　　黄武：广东省司法厅副厅长、广东省法学会副会长，从事律师及律师管理工作20多年，主持制订了《广东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

　　政府指导价是过渡性产物

　　记者：目前，国际律师界普遍实行协商收费，而中国的律师服务也走向了市场化，与国际惯例逐步接轨，在这种前提下，为什么政府主管部门还要出台收费管理办法？

　　黄武：过去，我们把律师收费作为一种“规费”，由政府定价，不考虑市场因素。而我国律师改革是从1993年开始，改革以后，这种收费方式与实际情况就相差太远了。若按原标准，办理一个案子几十元的收费在现实中完全不可能，所以这个规定已经形同虚设。1997年，国家计委、司法部下发通知，废止1991年颁布的“律师收费规定”，但新标准没有一并出台。2000年，考虑到全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律师业的发展状况差异较大，制定全国统一标准很难，所以要求暂由各地指定律师服务收费临时标准。这是我们的收费管理办法出台的政策背景。

　　其实，国外的律师收费不能说没有规定，只是规定的主体不一样，不是由政府来规定，而是由行业自己来制定。他们倡导协商收费，但不是完全地放开，在律师业务的个别项目也有很具体、很“死”的规定。目前，我们的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不成熟，如果完全按照市场调节的方式，就会出现很多问题。从1997年到今年8月，广东律师服务市场都没有收费标准参照，老百姓反映的问题很多，律师收费巧立名目等等。因此，现阶段需要一定的政府指导，实行市场调节与政府指导的“双轨并行”。

　　记者：那么，这种“双轨并行”是特定环境下的产物，是一个过渡性措施？

　　黄武：对，肯定是一个过渡性的标准。这不仅体现在标准注明的“暂行”两个字，试行两年；而且收费标准是浮动的，我们给地区差距预留了充分的空间，保证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的老百姓都打得起官司。

　　就整个律师收费来说，我认为最终的结果是由律师行业自己来制定标准，由社会来考验这个标准，政府不可以也不应该“统包”。现在出台这个标准意在引导这个行业逐步形成统一的认识，创造一种有序的竞争环境，当大家的认识都到位了，那个时候再放开收费标准，让市场来检验其合理性。

　　这个办法的出台至少多了三把秤：让老百姓心里有一杆秤，律师心中也有杆秤，对政府主管部门来说，我们的处罚也就有了一杆秤。否则，以前的协商收费就是律师与当事人坐下来“议价”，像买菜一样，“一万不行？那就五千？”没有谱。

　　消费者要擦亮眼睛，诚信管理要渐成体系

　　记者：有人说“合理性是律师收费的首要原则”，对于法律服务这种智力劳动，怎么去量化服务、核算成本，怎么界定“合理性”？

　　黄武：怎么测算成本、量化服务没有很准确的方法。因为律师完全是个性化服务、差异性服务，只能是一个粗线条的考虑，从其共性去考虑。例如律师接手一个刑事案件，必然要经过会见被告、阅卷、调查取证、出庭等，这些过程可以大概核算出成本，在这个基础上加上利润。

　　同时，我们认可了一些在实际中存在的比较合理的做法，例如把“协商收费”、“风险代理”等大大方方地写进了条文里，但作了一定程度的限制。特别是对风险代理方面，这种方式有些时候很不规范，容易蒙骗老百姓。我们把风险代理的适用范围限制在民商案件，对刑事案件禁止使用。如果律师在刑事案件中也实行风险代理，就会出现“保条命多少钱”、“减一年刑期多少钱”，这种现象不符合司法公正的理念，而且容易出现腐败。在刑事?讣校墒Φ闹霸鹁褪俏笔氯苏∽畲笙薅鹊摹拔拮铩被颉白锴帷保绻辗延肱芯鼋峁夜常突岢鱿峙で呵枚嗦墒投喑隽Γ裨蚓筒痪×Α?

　　记者：消费者对律师服务质量的认识只能是“事后的”，所以有人说聘请律师就像“押宝”一样，你同不同意这种看法？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应该怎样选择律师？

　　黄武：这确实是很棘手的问题。买电视机我们可以试试图像如何，但律师的服务产品不可能定型来由你选择，我们只能从通常的规律性判断。在选择律师时，要关注律师事务所的规模、律师运作的规范程度：执业证上有没有不良记录，有没有张贴收费标准，委托程序、交款手续是否合法，还有一些是主观的判断，例如律师谈吐是否具有专业素质等。事后，如果对律师服务不满意，可以到主管部门投诉。

　　消费者还要明白一点，政府主管部门对律师行业的监督只能是职业道德与纪律，至于服务的水平和标准就很难监督。例如律师收费后不出庭，我们可以惩戒，但他收了钱不认真出庭，就很难制约。因为一旦你们之间签订了委托合同，是合同关系，是民事关系，这样的纠纷只能由法院来裁定。所以在选择律师时，消费者一定要擦亮眼睛，要提高自我维权的意识。

　　记者：在消费者与律师打交道的过程中，律师作为专业人士占有明显优势，那么，政府在其中应该担当什么样的角色，监管空间在哪里？

　　黄武：政府是市场秩序的规范者，而律师是市场的主体。律师在海里游泳，我们在岸上，我们只能说那里水深，这里是军事禁地，政府要做的就是规范秩序、惩戒违规。律师服务已经市场化了，从某种意义上，律师是自由职业者，政府应该采取什么形式的管理方法还处在摸索过程中。

　　我们不否认社会上对律师行业也出现了诚信危机。一方面，社会上有些假律师的恶劣行为入了律师的账，另一方面，确实有些律师不讲诚信。对此的规范和整顿需要不断加强，我们试图建立律师的评价系统，公布诚信记录不良的律师名单，建立律师诚信档案等。但是这种评价由政府来评价，总有些不准确的，需要引导律师协会、行业自律组织来进行这个工作。而要行业自律组织来评价自己，又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这个矛盾在相当长时间都存在，需要不断摸索。

　　同时在出台相关政策时也贯穿着我们的管理理念，比如制订收费管理办法的第十五条时就有很多争议，有律师甚至建议整条删去。因为这里提醒了消费者可以追究律师的过错责任。现在律师的风险意识很低，有的律师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案子接下来钱收下，至于工作过程中出现多少过错，承担什么风险，往往没有考虑。而消费者也没有追究律师过错责任的意识。我们坚持保留了这一条，因为我们相信这样的条文是公道的。在这个管理办法中，我们着意减弱商业化的东西，提倡一种法律精神。

　　多一些法律精神，少一些商业功利

　　记者：您认为，在当前的律师服务市场上，法律精神是存在缺失还是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重视？

　　黄武：应该说，对法律精神的重视还很不足够。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可能不准确，“律师服务质量和人民币无关”，为什么？从道理上好像不对，高质量肯定高收费，但其中透视一种理念：律师与其他职业不一样，他在提供个性化服务的同时，也是司法过程的参与者、实践者，律师的所有工作都应该以当事人为中心，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记者：在您的概念中，律师从事的工作虽然被定义为一种中介服务，是一定意义上的商业服务，但其中应该有一种法律精神的张扬？

　　黄武：对，我非常赞同这一点。这应该是每个律师的职业追求。目前律师处在一个很矛盾的境地，又要赚钱，又要维护司法公正。有些律师坐在一起谈话，张口就是“你的生意怎么样？”这种方式我很反感，把律师完全商业化了。相比，日本《律师法》对律师的定位就很强调其对法律工作的使命感。例如它第一条写明：“律师以维护基本人权和实现社会正义为使命”，务须“保持高深的修养和陶冶高尚的情操”。

　　这不是一句大话。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律师就没有对公权力的制约，律师可以制造腐败，也能制约腐败。这些是超越了商业利益以外的。当然，这不是一个人、一个部门的问题。首先，我们的法律教育就应该培养律师的职业理念，而不是通过司法考试就算了；其次，整个社会对律师的角色定位也有个过程；而且，政府的管理部门应该不断宣传这种理念。这一点，我们做的也很不够。

　　另外，律师协会应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律师协会不是俱乐部，不是同学会，不是你好我好，停留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应该是行业自律组织，要致力于塑造行业在社会中的形象。像政府的收费管理办法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东西，最终的目标是实现律师行业的自律管理。

记者：张翼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