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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7月，位于陕西省安康市旬阳县桐木乡的涌泉村，在五天之内连续发生了三起农民自杀事件。为什么在同一个村庄里短短几天之内会出现连续自杀？

　　从1999年开始，按照国家改善大西北生态环境，防止水土流失，改善农民生活的方针，涌泉村实施了退耕还林计划。根据国家的政策，退耕还林的实施以政策引导和农民自愿相结合为原则，对于退耕还林者国家按照核定的退耕还林实际面积，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提供粮食补助、种苗造林补助费和生活补助费。目前，涌泉村有50%，总共700多亩土地进行了退耕还林。按照国家《退耕还林条例》规定，退耕还林者应当按照作业设计和合同的要求植树种草，禁止林粮间作和破坏原有林草植被的行为。2003年6月，旬阳县对全县28个乡镇的退耕还林工作进行了全面检查。

　　7月，桐木乡在县里尚未出台核查整改方案的情况下，将涌泉村定为全乡退耕还林核查整改的试点。计划派出工作组，在7天之内对涌泉村进行地毯式核查，彻底解决存在的问题。同时自行制定了凡在退耕还林地块中套种农作物(含经济作物)的，收回一年国家发放的粮食补助等规定。

　　就是在工作组进村之后，涌泉村接连发生了三起农民自杀事件。涌泉村三位自杀的村民分别是56岁的李立文、31岁的李祥和32岁的陈音富，李立文在7月11日自杀后被抢救过来，而李祥和陈音富分别在7月13日和15日自杀身亡。

　　第一个自杀者李立文：误种粮食要被罚款 农民无奈选择自杀。

　　第二个自杀者李祥：政策变化令村民组长尴尬，无法和农民交代走上绝路。

　　第三个自杀者陈音富：在自杀事件调查过程中被猜疑而自杀。

　　7月21日，旬阳县公安局对李祥和陈音富的死亡事件出具了一个完全对工作组有利的调查报告：对于李祥和陈音富的死因，报告引用了一些村民的话作为结论：李祥平常胆子小、心眼儿小，受不了气，遇事想不开，就服毒死了，不怪政府工作人员。而陈音富个人素质差，未见过大世面，心理脆弱，认为派出所找他就是追究他的责任。派出所民警在询问过程中态度和蔼、耐心细致地讲政策、讲道理，无体罚、打骂等刑讯逼供现象。评说链接：（作者：联响）

　　实施“退耕还林”，是中央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造福人民群众而制定的正确决策。然而，不顾部分农民的生活基础，为求工作达标、效果立竿见影而搞一刀切，却不是一个执行政策的好办法。当群众无法体会到政策的长远善意，而只畏惧于执行手段的苛厉时，“执政为民”就被打了折扣了。

　　仅有美好的目标预期，缺乏耐心细致、切实可行的操作规则，善政有时也会变为苛政。　（作者：曹林）

　　我们常常说某个政策多好多好，就是现实执行中走了形变了质云云，这是不对的，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执行中走形和变质是钻的什么空子，还不是钻的“好政策”本身存在的空子，有空子可钻的政策就是不完善的。政策和制度要无论经历什么扭曲、变形和钻空子，最后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才是好的政策、好的制度。

　　具体到政策的执行出现“农民连续自杀”这种极端的事件，这表明“退耕还林政策”本身缺乏一种制度均衡的能力，也就是协调好具体退耕还林中每个农民和集体、国家的利益，制度均衡意味着能够实现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和谐统一的制度状态，如果某项制度过分强调公共利益而抑制个体利益或过分突出个体利益而侵害公共利益，都不可能实现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和谐统一，都将是不均衡的，“农民自杀”最初的原因就源于政策的执行缺乏足够的均衡。

　　看来，“农民连续自杀”的事件应该引起相关部门充分的重视，退耕还林政策在执行中的利益均衡能力有待务实、审慎和保守地去反思。　（作者：刘以宾）

　　笔者严重不同意有的评论作者“致使农民连续自杀的政策不是好政策”的说法。国家的退耕还林政策无疑是正确的、必要的，而且在具体政策条文中，充分考虑到了对有关农民的损失补偿问题。即使补偿金额和当地农民的实际损失存在某种差距，也绝不是致使村民连续自杀的原因。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之所以发生村民连续自杀，与工作组人员的行为不当有很大关系，而官员的冷漠则可能是制造这场悲剧的最主要原因。

　　当今社会，冷漠常常发生，冷漠者既有一般百姓，也有官员，例如见死不救、临危退缩甚至围观看热闹等等。假如说百姓冷漠是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的一种道德滑坡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和容忍的话，那么，官员冷漠则是无法理解和容忍的。我们无法要求每一位官员都能完全实践“三个代表”，都能事事处处奉行“群众利益无小事”，但身为官员，社会为其设定的道德底线、“冷漠底线”永远高于普通百姓。为什么当百姓无助时，常常首先想到找政府、找官员，正是因为政府和官员有一种先天赋予的关爱、帮助百姓的义务，古往今来概莫能外。况且，在百姓心目中，官员永远是有权力者、有能力者、有办法者、有智慧者。冷漠伤人，官员的冷漠伤人更甚，也许正因为桐木乡涌泉村村民目睹了工作组人员对待李祥之死的极度冷漠之后，才出现了第三个自杀者，才演绎成群情激愤、集体到乡政府请愿的场面。官员往往是政策的执行、落实者，而任何政策执行的对象都是人。假如在执行政策者的眼里，百姓是一些没有任何法定地位、权利和人格尊严的群氓，是一些可任意喝斥、整治甚至愚弄的草民，那么，再好的政策也难以达到预定的政策目标、收到好的执行效果。　（作者：张帆）

　　没有人测评过中国自杀率最高的群体是哪一个，如果要评的话，农民是不会被落下的。

　　与第一个自杀的李立文不同，李祥和陈音富并非为贫困所逼的自杀。他们需要的又是什么呢？公安部门的报告说是他们想不开。面对村民抱怨，工作组责难，明明是乡里先让种烟叶、烟叶到了收获期却又让拔掉，李祥肯定是满腹委屈；明明与李祥之死无关，却硬被安上重点调查对象的帽子，陈音富的心情肯定无比沉重。如果能够说明委屈，摆脱不白之冤，他们心中郁积的结不是不能打开。只要自己不用担责任，农民死不死没有关系，对如此有着“不能替农民说话”思想的地方官员，我们很难想像他们会倾听农民讲讲道理，说说苦衷。而在这样的领导干部治下，农民又怎么可能拥有一个讲理的通畅环境和机制？

　　在一些地方，农民反映问题被叫做告状、上访，甚至被斥为刁民。农民表达诉求的成本之高常人难以想像。虽然他们的血汗滋养着地方的大小官吏，但一些为官者却因为他们是农民，他们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而只把其看做管制的对象，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官事却对农民的疾苦漠然视之。在这种氛围下，当更多的是面对来自管制者的不平待遇时，农民们感到的是无法排解的绝望，这远比贫困更摧残人的意志。

　　让农民说话，听农民讲理，这也许是频频发生的农民自杀事件要告诉我们的。不要让李祥们再用死来表示自己的无奈和不满。新闻追踪：

　　整件事情经过当地媒体披露后，引起了很大的震动，2003年7月24日，旬阳县纪委作出决定，撤消桐木乡党委书记张顺利、乡长胡广明的职务，撤消乡人大副主任薛成芳的职务并开除党籍，工作组其他四名干部分别受到了撤职、警告等行政处分。编辑留言：

　　三农民连续自杀事件引发了媒体和大众对退耕还林政策的执行以及农民生存境遇等问题的关注和反思。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三个农民接连自杀？是政策执行失误还是基层官员工作方式有误？退耕还林这项“善政”在执行中为什么会走样，背离造福农民这一初衷？欢迎广大网友各抒己见，进行探讨。请将感言写入留言板，或将评论稿件寄至观点频道信箱。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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