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15日，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牺牲41周年纪念日，记者专程访问了曾为雷锋拍照的原《承德日报》高级记者、国务院津贴获得者季增。

　　在欢迎新兵大会上

　　为雷锋拍下第一张照片

　　季增的回忆把记者带入了上世纪50年代：

　　“1957年1月，我与30多位新兵被分配在辽宁省复县瓦房店镇技术营运输连的汽车、拖拉机教导排，也就是3年后雷锋所在的3317部队运输连。由于我是从承德市税务局入伍，初中毕业，又来自革命老区，在政治、军事训练和技术学习中，我一直名列前茅，在第一阶段中便得到了队前嘉奖的奖励。

　　1957年6月，正当我决心做一名好驾驶员时，一个命令要我到团部作训股报到。我从瓦房店来到了当时团部的驻地庄河县广鹿岛上。

　　作训股是司令部的核心单位，平时部队的一切军事训练均由这里执行。工程兵的任务是施工，施工的日常工作要由作训股主要负责。

　　上世纪50年代，我们承担的一线国防工程，要求非常严格。每条坑道、每个火力点，无论是掘进、回填、被复，都有技术标准和检查记录，都要有文字报告和图片记录。

　　作训股是司令部的一个部门，编制上是没有战士的。但因为施工部队的特殊原因，我们团在志愿兵中留了一人搞摄影，叫陆应国，是贵州人。作训股长刘自来要我好好跟他学摄影。股长命令我：一定要在两个月内掌握工程摄影技术。

　　由于部队在海岛施工，点多线长，我和师傅背着照相机，跟在团首长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后面工作，从这个岛到那个岛，交通工具只有小木船，碰上风浪颠簸，人们头晕呕吐。

　　陆老师教得很耐心，我学得也十分投入。由于时间紧，师傅也没教什么摄影理论，只学了光圈、速度、冲洗、放大等基本摄影技能。

　　1957年11月，陆老师复员了，爱克山泰照相机背在了我的肩上，我感到肩上沉甸甸的。

　　1958年冬训时，部队从岛上搬到营口一带，团部设在营口市。领导调我到政治处宣传股，任务是管摄影、图书和广播。

　　1960年1月8日，雷锋入伍来到我们部队。在欢迎新战友大会上，他代表新兵发言。

　　我清楚地记得，由于冬季海风凛冽，吹散了他手中的发言稿，这位个子不高的新兵，竟然脱稿讲起来。他对解放军的热爱，对党、对新中国发自内心的热爱，感染了我这个已入伍3年的老兵。我不但为他拍下了入伍后的第一张照片，而且还与他交上了朋友。后来他又分配到我呆过的连队，从此，我的摄影镜头对准了他。在与他相处的953天中，我为他拍摄下250多张照片。现在回想起来，我能为雷锋拍下入伍后第一张穿军装的照片，又能够成为为雷锋拍摄照片最多的人，是我一生的荣幸。”

　　季增老人边翻看雷锋相册，边激动地诉说，眼里不时噙满了泪水。

　　举办第一个

　　专题照片展

　　“1962年秋天，雷锋同志刚刚牺牲的时候，在建设街、本溪路的学校里，有那么多雷锋辅导过的孩子们，他们离开了雷锋，心里却怎么也放不下，每天放学后，或星期、节假日，总三五成群，联帮结队地到部队驻地来寻找雷锋的踪迹，缅怀雷锋的精神。为了满足孩子们的精神需求，我奉政治处的命令，放大了40张8寸雷锋照片，一位组织干事写了说明，粘贴在15米长的一条红布上，挂在运输连的食堂里，供学生们缅怀和学习。可以说，这是雷锋同志牺牲后的第一个专题照片展。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电影、电视尚未普及，摄影事业也比现在落后。为军区的模范典型雷锋拍照，却连黑白胶卷都很紧张。经费紧张，有时只有用自己的津贴费买胶卷。

　　部队首长看到15米“红布上雷锋照片展”，特别高兴，立即决定在营区腾出营房搞一个“雷锋先进事迹展览室”。这一计划在抚顺市委宣传部、共青团、工会的大力帮助下，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就得以实现。从此迎来了抚顺市和全国其他地方络绎不绝的参观者。

　　在这次展览前，1961年冬至1962年春，当时雷锋还在，我们曾搞过一个《雷锋同志先进事迹巡回展》。这个展览由工程兵政治部组织，以我和张峻同志历年为雷锋同志拍摄的照片为基础。因为当时受摄影器材落后的限制，有很多的事迹没有用照片反映出来，只好由我根据事实进行补拍。

　　用在《雷锋同志先进事迹巡回展览》中的原有照片有：雷锋入伍讲话、戴棉帽擦解放汽车、介绍节油经验、运输连忆苦、团大会忆苦、练双杠、练投掷手榴弹、高士祥指导员和雷锋谈话、填写入党申请书、行军途中、行军中学习“老三篇”、行军中读报、驾驶室内?�毛选、军区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会上交流经验、帮助乔安山学习主席著作、汽车前学习毛选、学习修车技术、汽车底下修车、补袜子、为战友洗衣服、为战友缝被子、写回信、拣粪、扫水泥、节约展览、节约箱、与学生们看书、学习等、送老大娘、手握冲锋枪站在毛主席塑像前、雷锋在学生中间，等等�?

　　我按照首长的指示，从雷锋日记中找到线索，又重新补拍的内容也不少。与他人一同补拍的有：雷锋穿单军装擦解放汽车、与孩子们在一起、节约箱、往墙上贴毛主席语录。我自己补拍的有：给伤病人员送月饼、给灾区写慰问信、夜间打着手电筒学习毛主席著作、劳动时将饭让给战友吃、途中紧轮胎螺丝、存款、取款、将钱送到人民公社、给周述明家写信等等。以上50余多幅照片用在巡回展览上，用完后这部分照片就留在了工程兵政治部。

　　我为雷锋拍了那么多的照片，都用的什么样的相机呢？1958年我从陆应老师那里接过的一台德国生产的名牌相机“爱克山泰”135型相机，部队首长告诉我，还是战争年代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战利品。它可以平视取景，也可反光取景。据行家估价值1000多元。那时我们团长是中校军衔，每个月薪金才100多元，而列兵每个月的津贴仅6元钱。135相机使了一段时间，因国内洗放设备跟不上，135底片小，放出的片子效果欠佳，当时120片大受欢迎，尤其是西德生产的“禄来福来”照相机。但当时一个工程兵团根本买不起，既便有钱也无法兑换外汇。不久，上海研制出仿禄来的“海鸥”牌4A、4B型双反120相机。向领导请示了许多回后，终于买了一台海鸥4A照相机。但由于这种型号相机还在试产阶段，常出毛病。后来又买了一台前苏联产的120折合式“莫斯科五型”相机，能照120卷6×9底片，比国产的120相机6×6底片还大。但经过实践前苏联的轻工产品和他们的重工业产品一样，傻大黑粗，毛病太多：从取景器中看的拍摄范围和实际所拍出的片子不一样，上、下、左、右不准；上卸胶卷复杂，过于浪费时间。雷锋站在毛主席塑像前、送老大娘到儿子家、存、取款的照片都是用这台相机拍的，假如是抢拍，靠这台相机肯定完不成。《人民画报》刊出的照片就是用此相机拍照的。

　　由于照相机性能、胶卷质量的原因，当年我国摄影的人都有个习惯，每次都用不同型号的相机、120、135各种底片多拍几张，以保证万无一失。正因如此，我复员时，把为雷锋同志拍摄的“正版”(一流片)底片150多张全部上交给了组织，我手头余下的20余张“三流”底片，仅是历年积累的次品底片。由于政治运动、部队整编和人员更换等原因，那些“正版”底片大都遗失流散，我手头边的这点备片倒成了最好的纪念。

　　宣传雷锋不求索取

　　250幅底片全部交公

　　“1961年4月23日，团首长派我陪雷锋应邀到旅顺海军作忆苦报告。一是陪同照顾雷锋，二是也拍些照片留作资料。一早从望花区瓢儿火车站上车，经过一个小时的行程火车到了沈阳站。雷锋在列车上助人为乐，义务劳动，因车上不许拍照，所以，一张照片也没留下。5个小时后，我们到了大连，又转旅顺，住在本部的舟桥团。我与雷锋同住在战士客房。在大连还有一位中尉军官等我们。第二天，雷锋出发去海军作报告时，我也背起了相机要一同上车，这时，那位军官却不让我去，怎么说也不行。出差在外，士兵一切行动要听指挥，这是军队的纪律，做为下级，只得服从上级，兵只能服从官。只好一人呆在招待所。现在想起没有拍到雷锋同志为海军同志在军舰上作报告的照片，真是遗憾终生。后来，回到团里后还受到团首长的批评。

　　我所拍摄的照片，当时还先后被《解放军画报》发表、保存十几幅。还好，这些底片现在都完好无损地保存着。我曾给《解放军报》发去底片5幅，《人民画报》发去5幅底片，用过3幅，其中有一张就是用莫斯科五型相机照的6×9底片。另外，《中国青年》杂志社还有几幅。这部分底片我就不清楚还能找得到否？算起来，连我现在手头还保存的三类片25幅，我一共为雷锋同志拍摄过250多幅底片。这250多幅底片的确是一笔宝贵的财产。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我复员时都交给了公家。

　　(据新华社石家庄8月15日电)

　　新 闻

　　链 接 关于雷锋照片的争执

　　6月18日，雷锋生前战友张峻为他拍摄并珍藏的230张雷锋照片进行了版权登记。雷锋照片再也不允许随意被转载和用于商业活动了。

　　同样是雷锋生前战友和雷锋照片拍摄者的季增却对雷锋照片是否应版权登记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

　　就在张峻着手在全国范围对“雷锋照片”开始维权行动之时，同样拍摄过雷锋照片的雷锋生前战友季增最近突然表态反对张峻“登记雷锋照片版权”，并称自己是“为雷锋拍照最多的人”。对此，张峻透露“拍过雷锋照片的共有7人，我肯定拍得最多”，并针锋相对地表明季增对版权的理解是“不懂法”，表示要将在成都及全国的维权行动进行到底。

　　季增：

　　拿雷锋照片谋私利，这是偷窃

　　季增称他一共拍摄了250余张雷锋照片，是“拍摄雷锋照片最多的人”，曾公开出版《雷锋照片背后的故事》。他认为，“雷锋”这两个字早已化作一种精神和信仰的象征，属于国家和人民。而他当年拍摄雷锋照片也完全只是正常工作，所使用的摄影器材等也由国家开支，因此雷锋照片的知识产权、著作权等也应属于国家，而不是私人。

　　“谁将属职务行为拍摄的雷锋照片据为己有，谁就是偷窃！如果把雷锋照片当作摇钱树，那更是对雷锋精神的亵渎。”季增还称，在适当的时候，他将把自己手头现存的所有雷锋底片无偿捐献给雷锋纪念馆，今后刊印、宣传雷锋照片只要不歪曲雷锋形象和雷锋精神，他都将提供无私的帮助。

　　张峻：

　　从没想过照片垄断，他不懂法

　　针对季增以上言论，在辽宁鞍山的张峻一一进行了反驳。

　　张峻说，为雷锋拍过照片的共有7人，除他和季增外，还有解放军画报的记者吴加昌、沈阳军区的董哲、64军的张哲西、《民兵之友》杂志的周军、舟桥某团的赵志华。但他们拍得都较少，除吴加昌有10余张外，其余的可能都只有几张。而张峻手里所有的照片底片，包括雷锋个人照片、雷锋家乡的照片等等，一共有380多张，“我的照片应该说是最多也是最全的。”

　　“严格地说，季增是我的学生。当初有很多照片都是我让季增去补拍的。”张峻回忆，当初季增与雷锋同在一个团，季增是团里的图书员，同时兼做摄影工作，而他自己则在军里专门搞宣传工作。

　　有关版权登记，张峻解释，他将雷锋照片进行版权登记，并不是为了牟利，而纯粹是为了用法律武器来捍卫雷锋的尊严。张峻称，在未取得版权以前，经常出现擅用雷锋照片进行歪曲事实的宣传和报道，令他倍感气愤。但张峻表示，只靠个人的力量维护雷锋的尊严显然力不从心，无奈之下，他才想到运用法律武器。

　　至于说版权属国家不属个人，张峻认为季增“不懂法”，“这个权利是法律给我的，任何人都可享有，我为什么不能申请版权？而且要真正保护雷锋，不靠法律，谁能有这个力量？”

　　至于季增说适当的时候要把照片无偿捐献给雷锋纪念馆，张峻称他已于1963年雷锋纪念馆初建时就捐献了100多张雷锋照片的底片；去年纪念馆改建后他又捐献了97张。

　　已72岁的张峻重申在申请版权时就宣布的内容：将把向侵权行为讨回的钱全部用于“雷锋工程”的宣传上，还将出版经典画册以纪念雷锋。（据《北京娱乐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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