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领导人眼中，他是可以就国家重大问题提出决策咨询的策士；在媒体看来，他是点评“三农”问题的权威；而在许多农民眼里，他是放着城里安稳生活不过，跑到田间地头和他们聊天、为他们指点迷津的那个和蔼可亲的“温老师”。“温铁军”的名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频繁地走入公众的视野，一时间，“温三农”、“中国农民代言人”、“CCTV2003年度经济人物”等称号与他如影随形。他说自己干了20年农村调查研究，冷板凳坐了十几年，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突然成为媒体的焦点人物。

　　然而，这位一向低调的知识分子无法再保持缄默。在这样一个发展的年代，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业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首要矛盾，身处矛盾中央，面对政府高层、社会舆论和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温铁军的使命无疑是重大而艰巨的。近几年来，他走到哪里，“三农”问题的声音就传播到哪里。某种程度上，他用他的影响力在社会上普及了人们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他成了三农问题的一面旗帜。

　　从1983年人大新闻系毕业，21年过去了。这21年来，温铁军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的中国乡村，其身影还出现在40多个异国的农场村寨，他由从前默默无闻的田野工作者变成了今天公众视野里的“三农”专家；21年后，这位昔日的人大学子回到了母校，接过母校的聘书，在他53岁的时候，出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首任院长。

　　中国人民大学资料楼二层向左拐，便看到一间门上写着“农经系会议室”的屋子。从2004年9月开学至今，温铁军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二个多月。在这间由原来的会议室临时改造的办公室里，书架上还空荡荡的。温铁军说，他的东西在原来的办公室，还没来得及搬过来。二个多月，除了日常到人大上班外，他马不停蹄地连续参加了多次重要会议：7月2日温家宝总理召开专家座谈会，就当前宏观形势和重大议题提出咨询意见，他是出席的7位专家中唯一一位农业问题专家；开学之后，他又先后出席了国务院税费办公室对农村税费改革问题的会议、参与国务院发展改革委员会今年农业形势和明年粮食问题的讨论、人大关于农村金融问题立法讨论、全国政协城乡统筹的讨论并列席政协常委会。他说，尽管现在暂时没有带学生，但是参加这些会议同样对学院的科研和教学有很大的好处，可以使之更贴近现实，而一个学科的振兴在他看来首先就是要服务于现实，要对国家重大问题有积极意义。

　　“我是人大的第二代”

　　问：作为一个著名的学者，当初怎么决定到人大来接受这个职位的呢？

　　温：我的父母是人大前身华北大学的干部，他们直接参与了人民大学的建设，我生在人大、长在人大，亲眼目睹了人大的发展，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人大第二代，我对这个学校有深厚的感情。今年春天，纪宝成校长和我联系回校工作事宜，我就回来了。

　　问：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您上任以来主要做了哪些事情？

　　温：来人大前，我就和校长、副校长交换过意见。对于个人我没有什么要求，主要是谈院里的事情，来之后我主要也做了这么三件事。首先是为院里申请到100多万的课题费。农经系有约30个教职员工，100多个研究生，项目都交给他们去做。

　　第二件事就是“炼人”。一方面是从现有的科研人员中选拔培养一批符合教育部和学校要求的“面向国家重大问题提供决策支持”的人才，另一方面是想方设法引进人才，优化人才结构。我们的学院命名为“农村与农业发展学院”，但只有单一的学科不能作为“农村发展”研究的支撑，涉及农业的三个基本要素：人力、土地和资本，这些要素的研究并不在我们学院。农业经济也不是简单的一门经济科学，我们必须重视经济科学理论，但这并不是一切。所以我向校长提出，希望学院建立中国乡村建设中心。要研究“农村发展”，就要搞乡村建设研究，中国农村的乡村研究晏阳初他们当年就搞过，这是真正立足于国际前沿的学科。我们应该把近现代史上本来具有国际先进地位的领域重新拿回来。

　　另外，结合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我提出要建立重点针对地县以下的农村行政管理硕士的培训。现在我们的大学在培养MBA、MPA，还没有专门针对农村行政管理人员的培训，我的这些提议校领导都很支持。学校科研部门、校长办公室、人事处等都积极配合，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进展不错。在申报“985计划”时，学校也给予我们特别优待，允许以新成立的学院名义申报“中国农村发展创新基地”，这个项目已经通过了专家评审。

　　“复校的人大有一种凤凰涅磐的活力”

　　问：您是人大新闻系毕业的，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后来您却成了农业问题的专家？

　　温：我们当时上大学这拨人，很多人象我一样都30出头了，大都已有基层工作的经验。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大包干正在全国推广的时候，中国的改革究竟该怎么改？大家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当时人大刚刚复校，有一种凤凰涅磐的活力，学校里老师和学生就国家建设重大问题进行讨论的学术风气很活跃，许多现在活跃在三农问题的调研和决策领域的专家和官员象现在国务院发改委农经司司长杜鹰、体改办研究员白南生、中央财政领导小组副主任陈锡文等都是那一拨人，他们中多数当时在人大学的也都不是农业经济。

　　当时新闻系的培养方向就是培养专门的调查研究人才，因为改革开放刚刚起步，需要大量的调研。而我们上学时又正好赶上两次思想大讨论，思想很活跃，都立志于投身中国的改革建设事业。可以说国家分配去哪里就去哪里，不像现在大学生，我们来不及规划自己，就知道抓紧时间干活儿。

　　1983年毕业分配，人大有三分之一毕业生充实进党政机关。当时我就被分配到中央军委总政研究室从事调研工作。1985年又调到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

　　问：这么说起来您从一开始就与农村调研结下不解之缘。您觉得在人大的学习对您日后的工作起到了什么影响？

　　温：可以这么说。当时在学习中我相当多的精力放在了经济专业的选修课上，例如西方经济学说史、财政金融等课程。当时我不算是太老实的学生(笑)，上对外经济选修课时就提出和老师不同的观点，但是当时学术空气允许自由讨论，老师很尊重学生的意见。可以说没有这样开明宽容的老师就不会出现有作为的学生。因为专业的关系，我们在读书期间也都大量地深入农村调研，积累了很多调研经验。

　　在人大得到的英语训练也令我受益匪浅。当时我们学校被称为“北京第三外语大学”(除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北京第二外语学院外)，英语抓得很紧，本科上要上两年半英语，新闻系还专门教授“英语报刊阅读翻译”课程，这样到毕业时我已经积累了相当大的词汇量。当时英语专业的学生去给来北京旅游的外国人当地陪，我就让他们带我去，分文不收，就为了能和外国人练口语。80年代中期有个公派出国进修的机会，我当时工作时间不长，如果论资排辈，肯定轮不上我去。当时我的领导是王岐山，他看我英语好，也不去管什么资历就让我去了。

　　“要坐得住冷板凳”

　　问：刚才您说到，之所以从事农业问题调研是当时的环境和国家分配的结果，这其中难道没有您个人的主观因素吗？是什么支持您一直走到今天？

　　温：没有，当时改革开放刚起步，我们都来不及想别的，只知道抓紧干活。唯一有什么感情的因素的话，就是对社会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我们当时读大学和现在不同，当时国家不要我一分钱，每个月还给我38块钱工资(因为我之前下乡工作有11年工龄)，所以我理所当然应该为国家服务。国家和人民给了我这么多，我应该回报他们。很多机会对我来说是非常偶然的，甚至可以说鬼使神差地落到我头上。

　　后来我被公派去美国密执安大学学习调研方法，这所大学是美国在社会科学领域以方法见长的大学，这使我日后有比较扎实的方法。学成之后我又被派到世界银行总部实习，专门了解世行在发展中国家的项目设计和实施。

　　1987年学成回国时，正好遇上世行给中国第一笔农业政策贷款，在全国建立首批14个农村试验区，于是我就成了这个项目的监测负责人，在5年实施过程中接受世行的监测评估，要满足他们所有的问题。在此期间我跑遍了全国21个省30个(起初为14个，后来发展到30多个)农村试验区，经常是早上刚回来，下午又要走。这段调研经历正好把我所学的知识用上了，后来我之所以作的科研项目多，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方法和研究上受过正式的培训，基础比较扎实。

　　问：这期间遇到过困难吗？您是如何去克服的？

　　温：肯定有很多困难，但是无论有什么困难，就是埋头干活。当初我们搞农村基层实验，坐了很多年的冷板凳，一点也不和热闹的社会掺和，有一段时间差点儿说单位要解散了，但就是要坚持做下去，关键是能够认真负责、沉得下去、坐得住、不浮躁，就能够办成事。

　　问：很多机会可以说都是国家给您的，而您也确实抓住了机会。但就现在学农业经济的学生来说，他们有的可能会觉得做农业工作很苦、很寂寞，不像当下有的“显学”专业，能够很快带来可观的收入和个人成就，您怎么看？

　　温：我经常讲，农村研究我们本来就是世界一流，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有对社会影响这么大的学科呢？被评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十大伟人”的晏阳初是研究乡村建设的，大教育家陶行知也是从事乡村教育研究和实践，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也是从乡村研究起家的，可以说这个学科一直都是中国的“显学”。现在农民人口占中国户籍人口的64%，而在美国只占2.3%，日本则不到5%，在中国进行乡村研究有这么广阔的领域，而且国家今后会以相当的财政来支持这方面的研究。只要我们能更积极主动地配合国家发展改革的重大问题，用研究成果为其提供决策咨询，完全有可能把人大在这个领域的建设作成国际一流。

　　而且我的同事告诉我，至少到今年为止农业经济系的毕业生就业情况一直是名列前茅的，就业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年轻人主要是易于摇摆不定，要做成大事需要艰苦的努力，还要能够坐得住冷板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