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中国卫生论坛在北京开幕。众多专家汇集一堂，对中国医改的现状、存在问题、发展方向进行讨论献言献策。新浪健康频道作为本次论坛的独家网络门户支持，将全程记录本次论坛的进程。以下为本次论坛的嘉宾演讲实录。

　　贝汉卫博士：尊敬的陈竺部长、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

　　基于以前的工作，我对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对中国发生的一些事情也都比较关注，在这里首先祝贺中国政府和相关领导部门能够在卫生改革方面有如此深远的见解和眼光。今天我想对大家说这样几件事：一是各国卫生改革的共同目标，二是介绍各国卫生改革中遇到的不同问题，尤其是各国在卫生改革深入进行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学到那些与中国相关的经验和策略。

　　首先，各国卫生改革的共同目标有三个方面：公平、效率和质量。各国政府也一直把努力都集中在这三个方面，但是我们最近也越来越多地看到有一些国家的政府也在考虑老龄化的问题，他们也更加关注病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倾听得更加仔细，今天这个社会的中病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尽管工作重点及策略不同，尽管这些目的都是类似的，但是我们却看到工作重点和策略不同，这主要是因为当前的卫生支出水平在各国有很大区别，可及制度的环境及能力有所不同。

　　疾病的负担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来确保我们在这个国家里的处理是有重点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资源也会发生很大的影响，比如现在在非洲，疾病负担比较严重的是像艾滋病这样的疾病，也有相应的资源在进行分配的时候专门关注这些问题。

　　此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各个国家的社会价值观及改变的发生。像在中国，中国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也因此能够有更多的财力来投资于卫生事业。而美国卫生改革的重点就是控制成本，希望对那些没有医疗保障的人群能够保证其医疗保障的覆盖率。现在我们花多少钱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由谁来花钱，大家可以由自己出钱，也可以由政府来支付。

　　我们看到的是一些具体的数据，我想谈的是一些共同的问题。

　　讲到普遍可及的问题，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涉及到卫生成本的控制，像刚才财政部的部长就讲得很清楚，我们要控制成本。虽然我们在进行大量投入，但是很重要的还是要控制卫生成本。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国家卫生的支出是增长最快的，我们也需要把钱花到刀刃上去，而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的人力资源是不是用得很充分、用得很好。

　　今天我想特别谈到的一点就是关于供方的道德风险。很多国家在进行卫生改革的过程着都发现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供方的道德风险怎么解决。如果你要控制成本，一定要保证医生或医疗服务人员的工资不会受到影响。不仅在中国如此，在世界其他国家也如此。我曾经研究过美国的医疗保险制度，我发现一项政策在执行18个月到20个月之后需要进行政策的调整，否则就会由于供方自己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而出现的一些道德上的风险问题，所以我们对此一定要特别关注。

　　要实现全民医疗保健，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目标。不仅在中国是如此，在美国以及在非洲国家也是如此。我们这里有一个好消息，国家之间可以互相学习，欧洲和OECD国家已经实现了医疗保健，我们通过倾听和交流和都会发现很多国家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包括中国。在全民医疗保险的过程中，总是有一些医疗服务被界定为必需的、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有一些是非基本的，如何进行这样的界定？这也是一个挑战。最重要的一点是就是要减少患者付费，也就是要减少患者自己出钱的部分。实现全民医疗保健的国家都已经实现了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对于患者付费的依赖。当然不是患者就不用掏钱，但是患者和其他的支付方是一个合作支付(共同支付)的关系。当然，所有这一切努力都是要一步一步逐渐来实行的，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完全实现，我想在中国也是如此，我也看到中国正在有步骤地进行，大家不要失去耐心，一定要有目标，一步一步地实现。

　　对中国和菲律宾来说是一个重点，其实中国和菲律宾在这点上面临同样的挑战。你们的覆盖率都很高，但参保率和覆盖率是两回事。像在菲律宾，服务包的范围仍然非常狭窄。就像刚才中国部长们已经提到的那样，我们有着非常大的高血压病人群，他们可能并不需要去医院，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去医院求医问药，但是这些人对社会造成的疾病负担是非常重的，但现在对其进行保险给付或补偿水平还没有达到50%。在中国可能会好些，但是对穷人来说，自己要出一半的钱是很困难的，所以政府一定要提高补偿水平，比例应该控制在20—30%左右，但即使这样也会有很多人无法享受医疗保险。世界卫生组织将会在今年发布新一个世界卫生报告，其中有一个章节专门讲到全民医疗保险的内容。

　　关于费用的控制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欧洲国家，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在欧洲国家，7%—10%的国民支出是卫生方面，而其中很多都是因为医疗、因为要治病而引发的一些费用。如何进行费用的控制，这点是极为关键的。

　　大家有必要去更多地了解什么样的手术或什么样的医疗服务需要什么样的成本，我们也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做法，一是控制价格，这同时也可以控制服务量。会不会出现过度医疗、过度检查的问题可以通过费用控制来解决。另外一个方法是进行支出封顶，比如针对某个单一病种，对于医院来说有支出封顶的限制。

　　还有一点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发改委副部长提到的如何能够把这些卫生服务转移到费用比较低的部门去，而不是通过住院。因为住院的费用比较高，所以全科医生要发挥守门员的作用。全科医生应该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不是能够提供比较好的卫生服务，如果可以的话，就不用再转诊到上一级医院，这样会让普通老百姓有更高的满意度，他们不需要全部集中到三甲医院中去。

　　还有是怎样进行费用共担的问题。

　　我还要谈关于价格控制的反应。供方的反应会破坏价格控制的效果，供方有它的需求，比如他的工资水平要维持在一定的程度。曾经有这样一个例子，比如阑尾炎病人，如果没有进行很好的治疗，可能会造成一些感染，进而引发其他疾病，就会带来更高的费用。你的费用控制如果做得不好，供方就会对于阑尾炎的治疗不是那么积极有效，而引发更多的成本。在欧洲，实行了工资控制，价格和工资的控制对于供方显示出长期的负面效果，比如对于护士的工资控制，在欧洲就曾经出现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也是如此。对于价格的控制会使得制药企业不再愿意生产利润很低的产品，制药公司就会退出这些利润很低的药品生产，给药品的供应带来更严重的问题。所以这些都是大家需要密切关注和加以监管的。

　　卫生服务筹资和费用控制涉及到很多机制、服务的提供和服务的购买及资源的分配机制，接下来我想就此来谈一谈。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购买方如果了解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服务，他可以去讨价还价，享受性价比比较高的服务。但是对于病人来说，他既没有这样的知识，也没有这样的能力，比如在生病的时候去跟医生护士讨价还价，这也是为什么在很多国家我们可以看到有服务的购买安排，但是服务购买要实现最大化的效率，一定要提前进行议价，否则在需要服务的时候再去购买就来不及了，在中国和其他国家都是如此。病人或者大众要获得最好的医疗服务，并不是在他生病了之后再进行讨价还价，这也是为什么在欧洲我们看到保险公司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有些国家，购买方如果与获得方是同一家，他就能够得到性价比比较高的服务。我来自荷兰，荷兰的医疗保险在服务购买方面做得更好，所有人都必须购买一份私人保险，我们可以自己选择选哪家保险公司，这样就使得保险公司的产品价格在不断下降。荷兰做了更进一步的努力，我们在保险购买方面引入了一些竞争的机制。大家可以考虑我们这种做法，因为它有它的好处。

　　但同时也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私营企业会看到这些基本药品的差价可能太高，他们可以去谈判。在中国，现在有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也有新农合制度。但是大家可能需要问一下自己，这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购买方？你们能不能够拿到性价比比较高的医疗服务？

　　关于供方的支付机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