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冒药的祸与惑

　　一项调查显示，在制药公司资助了某项药物研究的条件下，研究结果往往会得出有利于赞助方的结论

　　文 | 冯志华

　　感冒时，人们往往简单处理了事，到药店购买一些能缓解症状的非处方(OTC)药物，但根据最近来自英国的一项调查显示，这些OTC感冒药物可能会给6岁以下儿童带来危险的不良反应。

　　警钟频频响起

　　早在2000年，耶鲁大学的研究者发现过量服用苯丙醇胺(PPA)会导致血压升高、肾功能衰竭、心律紊乱，严重的可能因中风、心脏病而丧生——这是一种感冒药中常用的成分，用以收缩血管，以减轻鼻塞症状。据此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做出了禁止使用PPA的建议。在我国，这一结果曾直接导致康泰克等15种药物黯然退出市场。

　　到了今年2月28日，英国政府下属的药品和医疗产品管理中心(MHRA)，宣布了他们对69种常用儿童感冒咳嗽药物进行安全评估的结果。评估报告上，很多令人惊讶不已的语句赫然在列，比如“目前并无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儿童服用这些药物具有明显疗效”，另外该机构还声称，尽管几率较小，但这些药物有可能引发较严重的副作用，并建议6岁以下儿童停止使用这些药物。

　　MHRA提醒，要对大多数感冒咳嗽药都含有的15种成分严加警惕，危险的副作用多来自于此。比如具有抗组胺作用的苯海拉明、氯苯那敏、异丙嗪、曲普利啶、抗敏安，这类物质会损害儿童的心脏和神经；具有收缩鼻腔黏膜血管功能的伪麻黄碱、麻黄素、去氧肾上腺素(新福林)、羟甲唑啉、塞洛唑啉等药物，会伤及人体的心血管系统，有可能造成心悸、心率失常，甚至死亡；另外，发挥除痰作用的愈创甘油醚、吐根剂以及抑制咳嗽的右美沙芬、福尔可定，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副作用。

　　截至目前，根据MHRA的不完全统计，至少有5名两岁以下儿童因过量服用感冒药物而死亡，严重不良反应的病例已经超过100起，另外更有多逾3000人报告有不适症状出现。

　　这次MHRA敲响的有关感冒药物有害儿童的警钟，已经不是第一次响起。

　　2007年底，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就曾公布，2004至2005两年间，至少有1500起2岁以下儿童服用感冒药物后出现心血管、呼吸及神经系统副作用的报告。FDA则向大众建议，2岁以下儿童不要服用感冒药物。

　　对抗感冒需服药有道

　　虽然目前国家药监局并没有发出任何警告信息，但作为OTC药物消费榜上遥遥领先的龙头，感冒药的这些“坏消息”甫一见报就引发了轩然大波。据新浪网的一项调查显示，有近64%的消费者失去了对白加黑、新康泰克等品牌药物的信任，更有超过70%的消费者表示，今后将放弃购买这些感冒药。

　　俗话说是药三分毒，感冒药物也不例外，但因药物的不良反应而完全放弃使用，却也是一种因噎废食之举。

　　就职于MHRA的瑞尼(June Raine)博士在接受BBC采访时就表示，对于成人来说无须过于恐慌，此次公布感冒药物的不良反应信息，旨在提醒家长注意感冒药中某些成分。她认为感冒作为一种自限性疾病，如果不太严重的话，只需几日就会自行好转，其间只需多饮用一些温热的柠檬汁或蜂蜜水就好。

　　事实上，市面上销售的各种OTC感冒药物，对导致感冒的罪魁祸首——感冒病毒并没有杀伤效果。它们所标示的种种功能只能缓解感冒引发的一些不适症状——如鼻塞、流涕、咽痛及浑身酸软等。想要通过服用药物来度过这段难熬病程的患者，最忌讳的一点就是混搭服药，即为了迅速压制感冒而联合服用多种感冒药物。殊不知，这样做不但没有效果，反而会同步放大药物的有毒一面。

　　如何照亮灰色地带

　　在铺天盖地的药物广告面前，广大患者除了能得到某种药物疗效好、见效快的信息外，很少听到制药厂商发出对药物不良反应的警告之声；而对OTC药物，消费者又很难得到医生的专业建议。在这种巨大的信息不对称面前，很多消费者懵懵懂懂成了药品不良反应的牺牲品。

　　2009年1月，美国颁布了《医生收入阳光法案》，对医生的灰色收入进行监管。从各大制药厂商披露的信息来看，制药工业界与药物研发的科研人员以及负责开药的医生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

　　众所周知，制药业是一个风险与利益都极高的行业，如前者有默沙东公司因心血管药物万络(Vioxx)的不良反应而被索赔数十亿美元，后者有辉瑞公司借万艾可(Viagra)的畅销全球而赚得盆满钵满。事实上，为了能规避潜在的风险，赚取更高的利润，从药品的研发阶段到上市后销售的整个过程中，在法律监管的灰色地带，都能窥探到不少制药企业长袖善舞的身影。

　　一项调查显示，在制药公司资助了某项药物研究的条件下，研究结果往往会得出有利于赞助方的结论。有研究者在对精神疾病药品的分析中发现，接近80%的获资助药物研究都得到了正面结论，而未接受资助的研究中，仅有48%是正面的。虽然这一区别无法直接证实制药厂商做了什么手脚，但如此显著的差异不由得让人们疑窦丛生。

　　另外据美国《新闻周刊》的报道，业界医生及科学家维持实验室运转的经费，很多来自药品生产厂商的赞助，他们有时甚至还出任医药公司的代言人及顾问等职，这使得二者的关系愈加撇不清。

　　哈佛医学院资深研究者玛西娅·安吉尔曾著有《制药业的真相》一书。她披露，在对自家药物进行临床试验的时候，制药公司常常会赞助这些研究。本来研究人员应负责进行试验设计、解释结果，但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是在金钱的无形影响下，企业扮演了试验流程设计者的角色，而且试验结果完全为企业所掌握，试验数据是全部公开还是选择性地公开，很大一部分决定权掌握在企业手中。在这中间，研究人员仅仅是傀儡，他们如同企业的雇员一般，只是按照企业的要求进行数据的搜集。即使这些结果被汇报给FDA等药品监管机构，后者也可能闭紧嘴巴。在这种情形下，药物公司漂亮的财务报表就被摆在了公众健康之上。

　　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获得市场准入的批文后，如何能让药物更多地从库房里转移到医生们的处方上，进入到消费者口中，制药企业更是大费周章。

　　药品回扣这类肆无忌惮击穿法律底线的行为，企业已经很少使用，取而代之的是顾问费、讲课费及咨询费等经过“洗白”的报酬。安吉尔讽刺说，药品和医疗设备企业已经意识到，赢得知名医学研究人员的心是他们最佳的营销战略，而除了把这些人员的名字放到企业的工资单上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

　　2006年底，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老年精神病研究所的一位资深实验室主任，由于私下接受辉瑞公司数十万美元的酬金而被检方指控。55岁的他在最终承认部分指控后，被法官处以有期徒刑2年缓期执行，没收非法收入等严厉制裁。

　　在NIH的121年历史中，这一破天荒的案例向人们敲响警钟，利益攸关团体的形成，有可能对药物研发及公众健康产生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医生收入阳光法案》也就应运而生。

　　在这项法案的压力下，制药巨头礼来公司做出了开创历史的一项举动——从2010年起，凡是作为礼来的顾问或者代表礼来在教育研讨会上演讲的医生，如果接受了礼来500美元以上的报酬，礼来都将予以披露。在这之后，默克、葛兰素史克和辉瑞等大牌企业纷纷加入礼来的行列。尽管披露内容并非事无巨细，但公开化、透明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