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高昱

　　这场由好的行政权威发起并赋予合法性的改革——我们在此没有必要质疑北大校方的道德意愿，能否建立一个保障自由、民主、人人得以遵守和有创造性的制度？

　　从5月12日北大校长许智宏签发《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以来，一场激烈的争论就在北大校园内外展开。《中国青年报》的标题是《未名湖震荡——北京大学启动最激进制度变革》。

　　我曾经问过几个在北大做学问的教授朋友，了解北大内部对这一改革方案的态度，得回来的反馈各不相同：“改革大家都赞成，但具体到内容，大家都反对”，或者“‘海龟’都赞成，‘土鳖’都反对”，还有“文史哲最反对，光华管理学院最赞成”，以及更绝对的“学生都赞成，老师都反对”。

　　这样的反馈着实让人摸不着头脑，虽说“文人相轻”，“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是非多”，但对于我们这些外人来说，北大此次教改意义重大。尽管以研究大学精神闻名的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对这次北大改革的态度出人意料，他拒绝做任何评论，只是说：“这是北大内部的事情，我不愿意过多牵扯入社会化的讨论之中。”

　　我宁愿认为他这是一句气话，因为陈先生又说：“我不希望说出别人不喜欢听的话，我更愿意就普遍的大学精神来谈。”而包括改革的推动者——北大校长许智宏、党委书记闵维方、方案起草者北大校长助理兼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以及其他观察者都认为，此次教改的目的不仅是创造北大新辉煌、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质性一步，它还肩负着更具普遍意义的责任：引发一场全国性的高教改革，对现在中国的大学精神和教育体制带来深刻变化。

　　往更宏大的主题上靠，这是一次由制度经济学家们和从国外学习了公共管理先进经验的海归们亲自操作的制度设计。这次实验所面对的利益分配、秩序重构，它所体现的路径选择、先后顺序设计，它所代表的学术观念、现实判断，个个都比一所北大更有价值。按照张维迎自己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北大人事制度改革就像深圳特区一样”。

　　也因此，尽管此次改革的成功与否，其实与我们绝大多数人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即使它是北大，但我们需要知道这次改革的痛苦和希望，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可能性的尝试：我们社会中的一个组织怎样才能发展壮大，这场由好的行政权威发起并赋予合法性的改革——我们在此没有必要质疑北大校方的道德意愿——能否建立一个保障自由、民主、人人得以遵守和有创造性的制度？当然，北大只是这个社会中的一个角色，它与其他角色一样都有其特殊性，但是，北大毕业生余杰在这一点上是对的：北大是《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它蕴涵着一切你能想到的。

　　张维迎教授在这个大观园里想到了过去25年中国改革的进程。他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处于市场改革最滞后的阶段，它甚至比政府改革还要落后。”自1983年公开发表第一篇文章以来，张维迎亲历了过去20年中国的改革进程。他看到了国企工人的分流，看到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却从未看到学院内的教员遭遇过真正的竞争压力。因此，这位经济学家的设计方案中强调了六大改革要点：教员实行聘任制度和分级淘汰制；学科实行“末位淘汰制”；在招聘和晋升中引入外部竞争机制；原则上不从本院系应届毕业生中招聘新教员；对教员实行分类管理；招聘和晋升中引入“教授会评议制”。而更激进的改革者对该方案的批评是，包括教授终身制在内的改革思路仍然体现竞争性不够，取消了讲师、副教授层次分流和外聘明确比例的改革方案第二稿，比第一稿已经有些退步，继续修改下去，“搞不好会一退三千里”。

　　首先要声明，我认同这次改革的大方向，中国的教育体制非常需要这样的震动。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也得承认，没有人能设计出一套完美的方案，但我知道，1978年的农村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它首先是自下而上，其次，它主要是一种奖励。我不知道，北大教改这种自上而下、并主要体现惩罚的制度改革，能否得到被管理对象包括制度发布者发自内心的尊重和遵守。这倒不是什么同情弱者的问题，我也承认，是否可以用行政权威树立起制度的权威，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但我以为，北大今天的改革，与25年前那次成功的农村改革没有相似性。一次自下而上的改革，只要上面予以认可就能迅速表现出它的好处，自然成功概率很高；而如果是自上而下推行的变化，甚至在一定时期可能剥夺下面的诸方利益，为上者必须首先身体力行，才具有要求下面普罗大众的道德合法性。可惜的是，在此次要努力实现“教师成为学校主体”的北大教改中，我们既没有看到现时的利益奖励——最多可能因为分流一部分不合格的教师而使别的教师能分到更多的津贴和资源，更没有看到作为原管理者的行政部门因此而受到任何触及。而据说在北大的8000多名教职员工中，教师比例只占1/4，国家每年的投资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落实在教师的岗位上。

　　方案制定者一次就给出了“铛铛铛”三条理由，比如，“同时推出行政改革和教师体制改革震动太大，不利于学校工作的稳定”，“稳住一头动一头震动小一些，容易起步，也容易成功”，又比如“在教师人事管理改革推行一段时间之后再推出行政人事体制改革，行政人员相对容易接受一些”。

　　这就好比僧多粥少和尚不好好念经，不是把被主持、各堂首座、伙头和尚们占去的更大一锅粥分过来一些，而要精减年轻和尚。这样的寺院真的能修成千年古刹吗？我害怕的是，任何改革，如果将大众(教师)仅仅视为改革的对象，以为可以安排他们的命运，则一方面透露出的是改革者理性的自负，另一方面，似乎也昭示了改革失败的必然命运。

　　改革推动者为此发出了振奋人心的号召：“我们每一位教员必须认识到，北大是我们每个人的北大，但更是全中国的北大，全社会的北大。北大的品牌是在过去的105年里，无数仁人志士创造的……我们应该有更大的胸怀，应该从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来认识这次人事改革，而不应该仅从个人的得失来理解改革。”

　　我不是北大毕业生，我不能体会什么是北大精神。但我能看到，这次据说旨在重振崇高的北大精神的改革，是怎样一种行政与学术官僚操作下的改革，官僚们的权力与利益还没有受损，作为教育主体的教师就已经被要求为某一种精神或理想或信念而牺牲。它具有着一切集权和威权主义所共有的某种品质。我所好奇的是“此时、此地和此人”，即为什么它会在这个时候，还发生在北大，发生在那些曾被我们寄予厚望的人身上。他们亲身示范了当今中国转型模式的重大缺陷：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场零和游戏，这样的改革在貌似前行的同时，给自己制造了无数难以解决的问题。

　　订阅新浪新闻冲浪 足不出户随时了解最新新闻
　　新浪邮箱雄踞市场第一 真诚回馈用户全面扩容
　　新概念英语 口语 出国考试 考研暑期限时优惠
　　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境界，亲密接触，激烈搏杀，包你爽上“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