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孙铭勋不愿意盲从

　　当灭顶之灾明显昭示给他时，孙铭勋是可以选择的———生存，或者毁灭。

　　一位当年经历过批判“孙铭勋思想”的老同志说：“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公开发表的孙铭勋的自我检讨的文字。只是在运动前期的学习发言中，他引用过报纸文件上的话。”

　　在被隔离审查的日子里，孙铭勋实事求是地写出思想检查，没有胡乱招认，没有人云亦云。他要对陶行知开创的教育事业负责，要对党组织负责，也要对自己负责。但是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被工作组的领导人认可。

　　1951年《重庆教育》第二卷五期发表孙铭勋的《武训与陶行知》。10月11日《新华日报》这样评论：“重庆育才中学前校长孙铭勋，在《武训与陶行知》一文中，着重解释陶行知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表扬武训。这篇文章没有联系到自己的思想实际，只是作了空泛的议论，态度是不够严肃的。”

　　孙铭勋不是一个盲从的人，他不说没有经过自己思维的话。年轻时追随陶行知先生，是因为陶行知先生高尚的人格、渊博的学识、谦逊的风范深深地吸引着他，从精神上温暖着他，从前途上指引着他，使他心向往之。解放后，文化素质偏低的行政干部普遍存在。孙铭勋对于个别对教育仅仅一知半解(或完全外行)、对教育理论并无兴趣、作风又很专横跋扈的领导，从内心深处不认同。这些领导却极其粗暴地要求各具特色的教育家们批判他们亲手创立的教育体系。

　　孙铭勋不认可对外来教育理念断章取义的作法。批判陶行知和其他教育家，批倒批臭之后，总要另立一种教育理论来取而代之。这另行祭起的大旗，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关于教育的一些片段和苏联教育体制。

　　孙铭勋并不是不知道外国教育家的言论，他是不愿意盲从。

　　(六)极端个人主义者，能不贪污吗？

　　“批判武训运动”一开始，先后由市文教局副局长、市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带领的工作组进驻育才学校，孙铭勋被隔离审查，不许和任何人接触，每天枯坐在学校图书室一角写思想检查。工作组物色了一部分学生参加他们的工作，并广泛找学生谈话。

　　十来岁的中学生们说话不需要在政治上负责，经过一再启发鼓动，他们揭发了不少“问题”，试引录一段：

　　……育才中学普遍存在着乱抓乱拿的不良风气。有的人自己没有东西用，看见别人有了就要想拿走；没有牙膏自己不买，想到反正可以乱拿。而且竟将这种恶劣风气称为“小型共产主义社会”。这简直是对于共产主义的污蔑！这种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思想是与“武训精神”的影响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教育分不开的。育才学生普遍以穿得破烂和不爱整洁卫生为光荣，认为要穿得烂垮垮的才能表现出育才是有优良传统的好学校。同学们常常竞赛不洗脸、不洗澡，“以苦为荣”。显然，这更是与“武训精神”的影响有关的。更有甚者，在“武训精神”和“天才教育”的教育下，大大助长了学生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并被称为“独特的性格”而得到鼓励。师生们存在着敌我不分和轻视劳动的观念。在减租退押中，有的学生帮助地主隐藏财物。初三上级学生许桂庆曾检讨说：“我看见劳动人民洗衣挑菜就觉得他们做的事太渺小，很是看不起。我自己劳动洗衣种菜则是学习武训的吃苦精神。”……孙铭勋一直把育才看做他个人的事业和地盘，把学校当作一个封建家庭来管理，孙妈妈(孙铭勋在育才的称呼)之下，教师们则按照到校的先后次序称为某哥某姐。

　　工作组得出如下结论：

　　……孙铭勋办教育的思想与个人的打算是分不开的，也就是持着“教育至上”、“文化至上”的思想办教育的人，他本身即是极端个人主义者。而这正是持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者的发展的必然结果。……总之，解放后孙铭勋在育才坚持的教育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并灌注着“武训精神”，处处与人民政府的教育方针相违背，与政治运动和实际工作脱节。

　　“改良主义”等同于反对武装斗争、反对政治斗争。但是事实上育才学校并不反对武装斗争。1948年和1949年，孙铭勋主持重庆育才学校工作的时候，亲自送出不少成年学生去参加华蓥山武装起义，共有13名学生壮烈牺牲在战火中和刑场上。孙铭勋还参与了促成国民党第四十七军军长杨熙宇的起义，并派遣学生打入国民党二三九师策动起义(未遂)。孙铭勋也没有反对政治斗争，他是一名忠实和积极的共产党员，许多老党员都证实孙铭勋在解放前对敌斗争非常坚决，党性很坚强。

　　对于大多数育才学生来说，运动开始时他们积极参加批判武训、批判改良主义，后来突然变成了批判育才学校、批判校长，甚至变成了批判他们自己，就瞠目结舌了：他们一直很爱干净讲卫生，也很热爱劳动，穿得破烂是经济困难迫不得已；学校领导从来都是教育他们跟着共产党走的，他们对特务的斗争十分勇敢，比如1946年校场口事件中，育才学生的英勇表现世所瞩目。他们面面相觑：为什么《检查报道》中要污蔑他们？

　　这场批判否定了育才学校的优良传统，使育才师生感到异常困惑。育才学生一直以母校为荣，他们的精神状态一直是神采奕奕昂扬向上的，现在却都灰溜溜的低下了头。那些经过工作组启发鼓动而揭发孙铭勋的学生，看见自己随口说出的话变成了铅字，被登在报纸上成为孙铭勋的罪状，许多人十分后悔。有些人到了80年代还找到孙铭勋的妻子道歉。

　　1951年下学期，孙铭勋被迫辞去校长一职。育才学校被“分解”了———一部分撤消，一部分合并于其他学校，只留下中学部，取名“育才中学”。到1952年上学期，高中部分离出去，改名“重庆市第13初级中学”，再改名为“第20中学”。育才学校的特色彻底消失了。

　　“三反运动”开始，孙铭勋的问题上升为敌我矛盾。据一位当年亲身经历过批判孙铭勋的育才老同志回忆说：“当时的文教局副局长找我去了解情况，我跟他说孙铭勋决不会贪污。他反驳说：既然孙铭勋是极端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极端个人主义呀，怎么可能不贪污？他还搞了那么多的募捐册，怎么会不贪污？怎么不该审查？他当然是大贪污分子！”

　　于是把孙铭勋定为大贪污分子，发动学生对他轮番批斗，带他到学校食堂中央，让学生们围着他高呼“打倒贪污分子！”刺激得他要发疯。搞疲劳战术，常常一昼夜不让睡觉。把学生食堂里饭桌上抛洒的残渣剩饭抹下来给他吃，晚上强令他睡在100瓦的电灯下，终夜不许关灯，借上厕所之机用枪押着他在学校里示众，以摧毁他的尊严。

　　孙铭勋平生最钟爱的就是学生。他投身教育和革命数十年，两袖清风，身无长物，想尽办法募捐来的收入都供给学生，还不够学生吃饱穿暖，而现在，来自学生的侮辱和伤害使他无限伤心。孙铭勋终于心力交瘁。同志们不相信自己，党组织也不相信自己，只有用死来表白清白无辜，只有死后让历史去评说。他对自己说“我只有死路一条了”。1952年3月6日深夜，他找到一把平时用来剪叶子烟的小剪刀，用力割破了颈部的动脉血管，鲜血迸涌中，他辗转发出窒息的呻吟，惊动了看守，立即将他抬到医院抢救。脱离生命危险后又送回来，继续批斗，监视更严密了。

　　由于他的自杀阻挠了运动的深入开展，真正是罪加一等，经中共重庆市委讨论研究决定，定性为“自杀叛党”，给予开除党籍并撤消一切职务的处分。

　　孙铭勋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都一落千丈，一度陷入为勉强糊口而辛劳奔波的境地。经过朋友们向市里多次反映，一年多以后调动到西南师范学院教授儿童文学。1957年错划为右派分子，1961年死于贫病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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