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文件提出了研究“三次路线斗争”应当遵循的原则，第二条鲜明地提出了实践标准。全文如下：“第二，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毛主席指出：‘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由路线斗争的实际总结果来检验。要尊重历史事实。绝不能像林彪、‘四人帮’那样玩弄个别实例，来‘替卑鄙的勾当作辩护’，搞所谓‘事实为政治服务’。离开实践或者闭眼不看历史事实，来争论路线是 否正确，除了徒劳无益或者受骗上当以外，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的。”

　　这个文件的高明之处在于，提出了“实践标准”，强调要以路线斗争的总结果来评判十年‘文革”。坚持“实践标准”，必然走到彻底否定“文革”的一步。这个文件的另一个高明之处是，在肯定对“文革”采取“三七”开的前提下，强调对错误不能含糊。文件第六部分(最后一部分)讲“研究中应当注意的两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讲“三七开”，讲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强调“要弄清楚错误究竟发生在哪里，是什么性质，包含哪些内容，它们是如何发生的，应当如何纠正等等”。很明显，这是要求大家认真对待“文革”的错误。这样的讨论，必然使大家深人思考“文革”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讲澄清路线是非与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关系。文件指出，只有首先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把被“四人帮”歪曲了、纂改了的东西—一纠正过来，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才谈得上“捍卫”、“高举”。文件强调，教育方面的“两个估计”，文艺上的“黑线专政”论等等，都应当揭批，只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遵循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并坚持以实践为鉴别真伪是非的标准，那么，任何伪装、借口，都是可以剥掉的。这种方法和态度本身就是毛泽东思想。这些，同前面讲的实践标准是相呼应的，实际上针对了“两个凡是”。

　　5、讨论总结十年“文革”

　　1978年4月中旬，在中央党校“党的学说”十天课程中，将经胡耀邦最后审定的《关于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提要，征集意见稿)这个文件，发给全体学员阅读、讨论。这就是一些文章所说的中央党校一千学员的讨论。准确地说，是八百学员。中央党校复校第一期学员共807人。高级干部班147人，对象是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成员，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干部，部队军以上干部，其中有一些是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级干部班496人。宣传理论干部班164人。这些学员层次高，涵盖全党全国。

　　我当时没有参加学员的讨论，但查找到了当时的部分记录和材料，也向一些毕业学员作了调查。这些资料反映了当年讨论的情况，摘录如下。

　　广东的三位毕业学员进行座谈后，给我写来的回忆材料说，在党史学习中讨论了对第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认识，当时党校提出对“文革”若干问题认识的稿子给我们讨论，尽管那次讨论还未全否定“文革”，但对我们思想解放推动很大。有的同志提出对“文革”应倒三七开，有的人开始怀疑“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是否正确。当时中央党校在耀邦同志直接领导下，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有一个很好的学风。这些学习，为今后认识真理标准问题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校的两位学员说，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以前，他们就讨论了胡耀邦同志指导起草的《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的文件，对这个文件提出的“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大家完全赞同。

　　理论部一位姓杨的学员在党小组会上发言说，去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华主席的讲话，个别地方很值得考虑的，凡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都要拥护，天安门事件的“两个决定”，过去大张旗鼓说是“英明决策”，怎么维护？他说，十一大，还把“走资派还在走”那句话写在文件上，这是什么意思？这句话经不经得住推敲？全党要整党整风，我看政治局首先要整风。捍卫毛主席的旗帜，要真正捍卫正确的东西，要捍卫根本的东西，不是什么都捍卫。

　　参加这一期学习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领导干部王铎(学习后任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给我写了比较详细的回忆材料。他说，大家联系实际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路线是非问题，我记得的有：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否有必要；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应怎样估计我党的基本情况；我们党内是否存在着一条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刘少奇反党集团；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确定的中国主要矛盾和党的全部工作转入以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为中心和1962年夏北戴河会议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究竟哪一方针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等问题。在学习讨论过程中，胡耀邦同志几次到支部会和各学习小组会上，鼓励大家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畅所欲言，要求把讨论的问题更集中些，更深入些。当时，有两种思想针锋相对，争论激烈。一种是认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另一种是认为，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不符合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实践第一的观点，不能使党领导人民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这时，党校胡耀邦等领导很重视这一争论，教研室、《理论动态》都派人来听讨论。我所在的小组都赞成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结合学习毛泽东的“认识论”。

　　6、“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的对立

　　我们这期党校学习是1978年5月初结束的。1978年5月下旬，我从中央党校学习回来后，自始至终地抓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学习和讨论。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讨论中，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站在前列，积极领导全区广大干部群众，联系内蒙古的实际，展开了学习和讨论。

　　高级班的另一位学员杨西光，在这次学习讨论中明确了实践标准。他到《光明日报》任总编辑后，看到拟在哲学专刊发表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稿后，决定加工提高后作为重头文章，在第一版发表。这也生动地反映了中央党校这次学习讨论的积极作用。

　　我查看了下班教员的汇报材料和其他材料。从这些材料看，学员们对这个文件的讨论很认真，也很热烈，因为有“四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大家没有什么顾虑，思想比较解放。绝大多数人认为，“关于研究这三次路线斗争的一些指导思想和原则，比较明确，对于引导大家正确地研究党内的路线斗争是很必要的”。有的组还专门讨论了“什么是标准”。有些学员说，在讨论中，“过去有不同认识的重大问题，这次也初步摆了一摆”。那么，学员们究竟摆出了哪些问题呢？据下班教员的汇报，学员提出的问题有以下一些：

　　对“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如何评价？

　　对武汉“七二○事件”如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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