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放余荒

　　郭尔罗斯前旗出放蒙地，在哲里木盟是最早的一个旗，开垦数量也较别的旗多。

　　乾隆五十六年(1791)，郭尔罗斯前旗辅国公恭格喇布坦不顾清廷的蒙地封禁政策，自行招民垦荒。嘉庆五年(1800)蒙地开始驰禁。道光七年(1827)以后，蒙地封禁政策被彻底打破，进入大量放垦阶段。到光绪十四年(1888)，郭尔罗斯前旗已经出放荒地l00余万垧(每垧十亩)，该旗东南部的长春、德惠、农安一带的荒地，开垦殆尽。

　　齐王袭任后，酋先遇到的是沉重的债务负担。他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行文咨告吉林将军，陈述负债本末，并请求借贷。大意是:咸丰同治年间，粤逆扰乱，屡经征调满蒙官兵入关剿贼，官兵过境，则有驿站之供应;本旗应调者，则有军需之备办。一切支应悉由商贷，新陈子母，辗转相加，积至六十余万串。请转贷利息较轻之款，按年由所入地租陆续偿还，以清积负。后经吉林将军清查核准后，对该旗历年陈欠贷款分别等次折扣成数归还，并由官贴局垫付部分陈贷。

　　光绪二十九年以后，齐王为了尽快解脱债台高筑的困境，继续出放旗境剩余的荒地。齐王先后三次放荒，第一次出放余荒是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阴历六月十五日，郭尔罗斯前旗和农安县联合发出艾银吐地方招垦告示，开始丈放招垦，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初八结束。开放的地区按“天、地、人”三字区分，分为266方，共丈放土地12760垧4亩2分。一等地每垧银10两，二等地每垧银8两，艾银吐地方的荒价每晌10两，共收荒价银126052两。

　　当时，蒙地开放，多数先由汉族富商豪绅包领(俗称"揽头")。如:靠山屯开放时，包领的揽头叫张芳，哈拉海一带的揽头叫李瑞，伏龙泉一带包领的揽头是鞠洪泰、刘老东、候老毕等。他们包领后，再以小亩和高价放给垦民各户，从中渔利，也有一部分土地由垦民直接从王公那里报领。

　　第二次出荒是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开放长岭子荒地，是年吉林将军达桂行文与郭尔罗斯前旗咨商:塔虎一带为奉吉黑三省往来通衢，幅员广阔，盗贼出没，扰害治安，应如数开放。齐王当即咨覆:此段荒地，此经蒙众开垦成熟，勿须开放。拟请将农安县属，毗连达尔罕王旗(科左中旗)的长岭子一带(东西宽60余里，南北长100余里，约计毛荒30万垧)荒地开放，以抵补塔虎荒段。于是，吉林将军达桂转奏朝廷请准后，派出当时双城厅的理事通判张呈泰到该荒殷附近设立"行局"，办理招垦事务。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三日，行局发出了长岭子荒招垦广告，规定本次丈放方式划井丈放。每井6里见方288行弓，一井约计毛荒1620垧。南由农安县属的新安镇起，北至奉大的开通县界止，一律勘放。在放荒区域，划清界址，埋有封堆，设立标桩，并按井编号头，绘图悬挂局门，以便领户指号承领。拟定荒价为上中下三等，荒价之外，每两加收银一钱，作为立城建署之需。

　　但这块荒地人烟稀少，土匪出没无常，有些人虽想承领开拓，但以匪患为虞，而且一般人等一时也拿不出那么多现款，因此，两年内只放出荒地84700余垧。

　　宣统元年，该处行局经商定，改正了出荒办法，重新发布了公告。把划井又改为划成方，每方45垧。地价由一次交付变为五年陆续交付。这样，从宣统元年二月，至民国元年(1912)，按新招垦办法又放出126600余垧。最后剩下88857垧，均是沙碱不毛之地，无人承领。后经当局与蒙旗商定，请示民国大总统批准，拟成立"吉林长岭县天利农林蚕牧股份有限公司”，以开发这段沙荒。

　　第三次出荒，是民国16年(1927)至伪满大同元年(1932)之间，开放了乾安荒。

　　1912年，民国建立之后，蒙旗王公的权势日趋衰弱，加之齐王府原有的巨额欠款尚未还清，致使年年入不敷出，经济状况日益窘迫。在此期间，吉林省许多达官贵人、富商豪绅，早已经垂涎郭尔罗斯前旗所属的土地平坦、水草丰茂的乾安一带荒地，纷纷通过各种渠道，软硬兼施，从前旗王府买下了大片土地，在这些地方建立了"省长围子"，"团长围子"，"师长围子"等等特权“领地”，招工垦殖，聚敛财富。同时，东北军也把郭尔罗斯的大片草原强行作为车马放牧场所。他们为了长久占有这些膏腴之地，由省长张作相亲自出面，采用各种办法威逼利诱齐王放荒。齐王为了偿还债务，增加财源，也有放荒之意，遂与吉林省当局商定，于民国16年(1227)，勘放郭尔罗斯前旗西部荒地——乾安荒。　　

　　省政府成立了吉林勘放蒙荒总局，委任徐晋贤为总办，并制定了《蒙荒勘放章程》，放荒时首先于荒地中勘定子午总线，然后份别向两旁勘测。长宽各6里为一井，每井又划分为36方，每方45垧。勘定后，井、方分别设立封堆，建标桩，使用绳弓丈量，288弓为一亩，10亩为一垧。全部荒地东西宽150里，南北长90里，共勘划出整井174个，破井35个，勘放总面积为472770垧4亩3分。土地勘定后，即招民认领，并限定土地招领数量，每户最少招领一方，最多不得超过20方，以免包揽渔利之弊。同时，设置城基地和四乡镇基地，城基、乡基和村基，均按指定丈数划为若干号，招领时，每户以一至二号为限。　　

　　荒地分为上中下三等。上地一垧收价洋21元，中地一垧价洋14元，下地一垧价洋7元。城基按方丈作价，内城，沿大街的每方丈价洋8角，沿旁街的每方丈价洋4角。外城，沿大街的每方丈价洋2角，沿旁街的每方丈价详l角。镇基、村基也分别规定了价格。不论荒地，还是城、镇、乡、村地基各价，均以现大洋一次交付。

　　乾安荒招领之后800%以上的农户，根本无力承领。因此，除一部分留界蒙户保留一些旧有土地外，新的放荒地基本上为吉林省府要员和大商人所垄断。省长张作相占据了10个井方，如归字井、民字井、食字井、旦字井、小古城等，面积15000多垧，而且都是上等中等好地。为了便于管理，张作相在现今的乾安镇内第二小学处，建立了福厚公司，负责经营、管理土地勘放事宜和收缴租税。其他军政要人也纷纷效仿。东北军的常荫槐办起了新村公司，东北军被服厂周厂长办起了西顺公司，吉林省勘放蒙荒总局总办徐晋贤办起了聚成粮栈，等等，当时号称"八大公司"。各大公司，初期沿袭蒙荒开发旧制之"一二三租法"收租，即:租粮逐年升科，每垧地开发后，第一年一斗，第二年二斗，第三年三斗，第四年四斗。虽然租粮不算高，但这些人却获利非浅。仅以吉林省督军府承启官冯占海办的福寿公司为例:该公司据有翔字井、成字井、明宇井三个井方，其中可耕地80方，村基3方，其余为废地。按3600垧计算，到1931年，4年间共收租粮的4600石，除去价款和一切杂支外，净剩租粮4100石，折合现大洋17366元。直可谓是一本万利。

　　到了民国20年(1931)"九·一八"事变前，租粮逐年升科，上等地每垧达七斗、八斗至一石，中等地每垧六斗，下等地每垧四斗或二斗，平均地租每垧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一二三租法"的规定，

　　本来按勘放总局规定，地方要负责“国课赋税，备置房间、碾磨、水井等，以备佃户之居住。”但地方却“一切从简”。比如住房，有的只盖个马架子，有的即使盖儿间土平房，房中却修筑"万"字炕，每间房住二、三家人家，拥挤不堪。由于居住地方狭窄，卫生条件差，常常造成瘟疫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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