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谷景生告诉我们他们听到“冀察政务委员会”将成立的消息，决定于12月9日举行请愿活动的会议是在他的住处召开的。“房间不大，也没什么陈设，就有一张睡觉用的床，但能容纳十几个人开会，月租二三块大洋。当时的与会者只记得有彭涛、周小舟、郭明秋，别人的名字记不得了。”

　　当时党组织有严格的规定，作为特派员的李常青和临委书记谷景生，要处于很隐蔽状态，不允许参加公开的活动，以防因突然变故失去统筹全局的人。运动期间和谷景生保持密切单线联系的郭明秋，谷景生的很多意见是通过她传递出去的。因此，郭明秋成为运动期间大家都看得见的“领袖”。这也就是为什么参加运动的各校的党组织负责人，都不清楚上层机构的运筹情况，也不清楚运动的领导人是谁的另一重要原因。

　　“请愿时提出的六项要求，第一就是反对所谓‘防共自治运动’，带有明显的共产党人操刀的痕迹，是谁起草的？”我们问。

　　谷景生说：“是彭涛和我事先商议拟订起草的。”

　　12月9日的请愿和游行示威，遭到了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和北平当局的镇压，30多名学生受伤。学联党团和学联随即开会商讨了对策，决定从12月10日起，实行全市总罢课，要求严惩破坏学生运动的肇事者，并酝酿发动更大规模的请援示威行动。

　　有些学校的党员和学生是事后得知 12月9日行动的，对没有通知到他们参加有意见，因而也强烈要求“再来一次”。在更大规模行动准备期间，学联组织人到各校活动，控诉国民党北平当局军警的暴行，陈设展览遭到殴打学生的血衣，并迅速建立健全学生组织。

　　就在这时，北平报刊登出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将在16日成立，于是，更大规模行动的日子就定在了这一天。由于有关这一大运动情景的描述可车载斗量，所以谷景生只讲了个小插曲：此次行动让口才好的黄敬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当示威游行的队伍在天桥汇集后，由他跳到一辆有轨电车上发表演说。“我们事先做了安排，他一讲完，马上就有五六个人冲过去，护卫着他回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自毛泽东将“一二九运动”与“五四运动”相提并论后，运动意义非凡的评价日渐升温，许多参与者相继口述行文公开自己在运动中的经历，但李、谷、彭、周却从未以“一二九运动”的领袖的口吻专门谈论过运动的来龙去脉，历史的真相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淹没尘封。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其他非正常因素，还反映了这几位真正的领导者们那常人难以企及的襟怀和情操。

　　然而当人们了解了这些历史的真相后，更会由衷生出对这些真正共产党人的钦敬。

　　（编辑：独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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