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谷景生的文章，勾勒出“一二九运动”的完整脉络：针对日寇的进逼，以何应钦为首的国民党北平军分会秉承蒋介石“不抵抗”旨意，一再签约退让，华北主权益渐沦丧，中共北平市领导成员彭涛、谷景生、周小舟依靠他们同北平各大中学建立的关系，有步骤、有策略、渐进地推动着抗日救亡运动。

　　7月，他们策动了以中学生为主的新华门请愿，作为更大规模行动的预演。8月，通过赈济黄河灾民的活动，组成合法赈灾团体，争取公开、半公开活动的便利。10月，筹划发表向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的书面请愿《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与此同时，就是否开展合法斗争、及时调整策略、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抗日统一战线，中共北平领导层出现尖锐激烈的纷争。11月，将赈灾团体改组为北平大中学校抗日救国联合会；中共北平市工委撤消，新组成市临时工作委员会。12月，在中共北平市临委统一领导下，“一二九运动”爆发。

　　当我们依据谷景生文章的线索，通过对史料的搜爬和对知情者的进一步访谈，将这场运动的诸多细节逐一放大后，发现某些缺失的细节，竟然是与这场伟大运动的成败乃至有无直接相系的关键；而还有一些细节经过深思品嚼，至今仍不失启示意义。

　　首先，是以往公开发表的追忆从未详实披露过的党内纷争问题。以往分析“一二九运动”形成因素，不外乎迫在眉睫的危亡时局、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共产党人的振臂一呼，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干柴和火种，当然他还补充了红军到达陕北和《八一宣言》发表的影响。

　　但谷景生的叙述，使我们在对运动重新审视时注意到：倘若没有几位具有顺应时变的政治眼光和政治智慧的领导者，并在党内取得主导地位，这一场影响中国现代史进程的运动，也许就不会在那个特定的日子爆发。

　　在运动的酝酿期间，以什么为指导方针，采取何种斗争形式，提出怎样的口号这些关键问题，彭涛、谷景生、周小舟他们并没有直接得到来自党的上级机构的指示。他们只是通过各自的渠道，从外文报刊上看到了7、8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

　　这次大会通过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指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实现统一战线，共产党必须消灭自己队伍中自满自足的关门主义，“力求在具体的反帝纲领的基础上，同民族革命组织和民族改良组织采取共同的行动。”

　　而以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起草并发表于法国巴黎中文《救国报》和苏联莫斯科英文版《共产国际通讯》的《八一宣言》更具体提出：“中国共产党再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经过领会分析，省景生等敏锐地发现，基于民族矛盾上升的客观现实，党的方针政策已有变化，因此北平工作的方针策略，应该做相应的调整。他们在北平市工委会议上，提出了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争取利用一切公开合法方式发动救亡运动的意见。

　　他们的提议遭到了中共北平市工委书记王健、组织部长朱子贞的极力反对。王、朱固守着“左”倾路线占主导地位时的旧旨，认为岂能向国民党求抗日民主，北平党要做的仍是组织暴动，打倒国民党，建立北方苏维埃。

　　王健等人的革命坚定性尚堪嘉许，但思维僵化和缺乏政治智慧，使他们没能成为历史转变当口的承担大任者。特别是他们对持不同意见者还采取了压制打击的作法。当彭、谷、周求将他们的主张上报中共河北省委裁决时，他们不予转递，还将彭、谷、周定性为“右倾小集团活动”，撤了彭涛的职。

　　此外，在彭、谷、周听闻有王揖唐等汉奸参加的“冀察政务委会”将成立的消息，紧锣密鼓地筹备发起请愿运动时，王健等还试图切断他们与各校学生组织的联系。

　　彭、谷、周只得“一面继续搞学生运动，一面设法找省委联系。”最后由周小舟赴天津向省委报告，省委在听取汇报后，决定撤消中共北平市工委，新组中共北平临时市委，谷景生任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

　　然而，“王、朱不服从省委决定，由一姓梁的前往天津找省委”，中共河北省委坚持前议，并派李常青以特派员身份到北平支持临委的工作。正是由于形成了李、谷、彭、周为首的北平地下党新领导集体，“一二九运动”才得以顺畅地发动。

　　四

　　在谷景生对当年北平的大环境及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情况的回忆时，一些出自他口述的细节，让我们不能不对那一代共产党人生出高山仰止的虔敬。

　　1934年至1935年初，正是王明“左”倾路线对中国共产党危害最烈之际，毛泽东将之简括为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损失百分之百。具体到谷景生个人，他说那时住在北平城里，晚上常能听到宪兵三团宪警在西直门杀害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枪声，那是一个革命者随时受死神觊觎的年代。

　　1933年秋季谷景生是让人抬进北平的。他担任政治委员的抗日同盟军五师张韬团，在日伪军和国民党军的夹击下全军覆没，谷景生左肩胛骨被子弹击中，伤及神经，半身瘫痪。北平地下党通过红十字会的关系，把他从伤兵收容处捞了出来，送往协和医院。因血腥的白色恐怖，北平地下党组织几经严重破坏，未等谷景生伤愈，就和党组织断了联系。

　　在那些日子里他从不曾对自己的信仰和人生选择有丝毫的游移，通过各种关系寻找组织。在穿棉衣的冬季，他偶然遇到原平大附中的同学彭涛，彭涛也是受党派遣渗入同盟军于兵败后和组织失去联系的。

　　他们相约分头寻找组织，并经常相晤，一起分析形势，商议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自行展开革命工作。他们利用昔日的同学关系，发现思想进步和有爱国热情的青年，以读书会等形式，积蓄党的外围力量。

　　当时在中共北平地下党屡遭破坏的几年里，许多党员都有着类似的经历，包括在“一二九运动”期间与谷景生等人观点相左的朱子贞，就曾在1934年中共北平市委被破坏后，联络上聂真。闻永之、梁寒冰几个人组建了市临时工委。

　　1935年夏王健膺命组建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也是在5月的北平地下党遭受大破坏之后。就在这时，彭涛告诉谷景生，党组织找到了。当时的市工委也就几个人，王健任书记，彭涛任宣传部长，朱于贞也归并过来，任组织部长。谷景生任北平左翼文化总同盟和北平左翼作家联盟的党团书记。周小舟任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党团负责人。

　　彼时谷景生、彭涛、周小舟的公开身份都是学生，谷景生联系最直接的是中法大学、女一中、女二中。彭涛的公开身份是辅仁大学学生。周小舟直接领导的有清华、师大、朝阳大学、平大法商等学校。他们同青年知识分子有着广泛的联系，就是因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决定了“一二九运动”的主体。

　　11月。将北平各校水灾赈济会改组成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时，由谷景生、彭涛、周小舟三人组成学联党团，形成领导核心。学联的主席是谷景生发展的党员郭明秋，秘书是清华大学的姚依林，总交通是镜湖中学的孙敬文，总纠察是东北大学的邹鲁风，总交际是燕京大学的黄华。

　　就是在那样严峻的环境下，几个党员像一颗颗火种，燃烧着自己，激励着他人，使一场伟大运动的地火紧张有序地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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