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既然中共北方局没有对运动做出过什么指示，那么领导“一二九运动”的这个党，就只能从北平市地下党组织方面进行稽索。

　　可1935年前后北平市的中共组织情况，又是一个语焉不详的问题，且在1995年前没有一部公开发表的著述，对北平市中共领导机构如何领导“一二九运动”做过权威而详尽的陈述。

　　一本发行量有限的《北京革命史大事记》上，关于“一二九运动”前夕北平地下党领导机构的记载寥寥：“1935年11月，中共河北省委(北方局)听取汇报后，决定撤消中共北平工委，成立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谷景生任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省委特派员李常青来平，直接领导北平党团工作……”

　　大事记提到的四个人，李常青解放初曾任松辽(黑龙江)省委书记，50年代中期即受迫害，于1960年遇难身亡。周小舟解放后曾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但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划入彭德怀反党集团而降职任用，于“文化大革命”初期逝世。同为候补中央委员的化工部部长彭涛，虽未遭遇政治波折，但在1961年因病去逝。谷景生解放后曾任防空军副政委、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政委等职，因受夫人被错划“右派”的牵连，长期被控制使用，“文革”中他身陷囹圄，受到残酷迫害，“文革”结束后，他历任广州军区副政委、乌鲁木齐军区政委、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等要职，但他对自己的革命经历始终持低调。

　　了解了上述事实后，对1935年期间北平市地下党领导机构的记载寥寥，人们也许就不会感到奇怪了。难道就因为他们的政治坎坷沉浮和过早的辞世，一场对民族命运产生巨大影响的、进行得有声有色堪为白区斗争范例的运动的高层邃密运筹，就将永远一语带过吗？

　　历史真相浮出水面的契机出现在1995年。当“一二九运动”60周年来临，中共中央决定举办有规模的纪念活动，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委、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准备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个有经历过“一二九运动”的老同志参加的纪念座谈会。

　　此时当年清华的党支部书记蒋南翔已经去世，组委会找到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当年的北大学生会执行主席韩天石处，送上了请柬和开会人名单。对中共党史相当熟悉的韩天石看了名单后，对来人指出名单缺少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是谷景生，一个是黄华，这两个人不到场，对纪念活动来说是缺憾……”

　　来人走后，秘书随即给谷景生家打了一个电话，告知此事。

　　不久。家里也接到了团中央的邀请通知。因为座谈会的议程事先已定，没安排谷景生发言，所以待别人都讲完，他才要求“讲十分钟”。他讲的很简洁，中心即“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虽说接到邀请实属偶然，但谷景生是有备而去，此前他经反复斟酌推敲，写成《“一二九”运动与党的领导》一文，把“一二九运动”的来龙去脉做了完整的勾勒，通篇强调运动环环相扣，但没有一个环节是自发的。稿成后就让秘书送给了《人民日报》，经过总编辑范敬宜的手，该文被安排在“文件·报告·回忆录”专栏。文章于1995年12月8日在《人民日报》登出，立即引起了各主流媒体的关注，谷家门前的寂静，被纷至沓来的采访打破。

　　李昌、韩天石等“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也都在座谈会后让自己的秘书打电话，说明在此前确实不知道更上层领导机构对运动的运筹指导，所以在以往的回忆中没有叙述过这一内容。作为“一二九运动”后期诞生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长兼党团书记和当时北大的支部书记，已属于运动中比较高的领导了，连他们都不知道市一级领导机构的情况，别的人自然就更不可能对此置暖了。

　　多少年来，面对讹传失真的“一二九”，作为硕果仅存的当事者却不能澄清历史原貌，一直令谷景生心绪不宁。此时此刻，他感到完成了一项使命，可以告慰那些在白色恐怖环境下结成生死之交的亲密战友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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