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页:钱三强回忆：周总理领导我们建设新中国核技术 第2页:钱三强回忆：周总理领导我们建设新中国核技术(2) 第3页:钱三强回忆：周总理领导我们建设新中国核技术(3)

　　这个阶段，我国与各社会主义国家核科技合作与交流主要是通过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进行的。1956年春，商定了由苏联、中国、波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十一国成立联合原子核研究所。1956年秋冬起，我国先后由科学院原子核科学委员会从全国各地区选派赴联合所工作的科学家和青年共130多人，他们中有王淦昌、张文裕、胡宁、朱洪元、周光召、何作庥、吕敏、方守贤等。王淦昌曾被推举担任该所1958-1960年期间的副所长。我国科学工作者和各成员国的科学工作者一起，为该所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中突出的有：王淦昌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丁大钊和王祝翔以及其他成员国的工作者；另一项工作是周光召对盖尔曼等人提出的部分赝矢流守恒定律(PEAC)给以较严密的理论上的证明，这一观念直接促进流代数理论的建立，并对弱相互作用理论起到重要作用。通过联合所的广泛交流与合作，对于我国培养核科学人才起到了良好作用。1965年我国退出了联合所。

　　为了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1956年周总理亲自领导制订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规划制订过程中，他特别注意听取各方面科学家的意见，尤其是不同的意见。确定规划的方针是：重点发展，迎头赶上。选定了57项重要任务。根据国际上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和我国具体条件，周总理还在规划中果断地对原子能、喷气技术、计算技术、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技术等工作方面采取了紧急措施。他在注意新兴技术和应用科学发展的同时，非常关心基础科学研究，他指出：“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十二年规划中绝大多数项目提前实现，使我们在全国建立起一批重要研究机构，形成了自己的科研体系。1963年第二次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时，刚露苗头的新兴学科一激光，及时地被增列为重点项目。激光在我国得到较好的发展，它的应用将会带来多方面的技术革新，可能还会导致技术革命。周总理领导制订科学技术发展长远规划在当时是一个创举。

　　(三)

　　1959年6月，苏联政府片面撕毁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对此，中共中央决定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原子能事业。周总理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的方针，要二机部缩短战线，集中力量解决最急需的工作，并调动各地区、各部门的力量支持原子能事业。

　　1962年11月，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成立了以周恩来总理为主任，由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组成的15人专门委员会，领导我国的原子能工业建设，核武器的研制，核试验工作，核科学技术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

　　作为我国第一个综合性核科学技术基地一原子能研究所，当即转入为核工业服务的轨道，充分发挥了多学科综合性的优势，不仅承担了繁重的科技攻关和培训干部的任务，同时还选派和推荐成批的优秀科技干部，输送到核工业的有关院、所、工厂负起科技领导责任。由于苏联毁约停援的行动，激发了广大科技人员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他们对承担任务感到莫大光荣。当时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保证及时提供足够数量的铀一235、钚和锂一6的核燃料和原子弹、氢弹、核潜艇的设计和制造。为了实现这样的奋斗目标，我们原子能研究所和广大科技工作人员做了大量工作。有效的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工作是实现国家重大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保证。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的强有力的领导，使我国尖端科学技术事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周总理领导和部署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成功经验，将继续在新的历史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同志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本文节选自《不尽的思念》一书，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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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独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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