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出入汽常看电影--鲁迅在上海的生活收支(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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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鲁迅在上海的收支状况与日常生活的粗略梳理,似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鲁迅的生活是富裕阔绰的了。然而也未必。鲁迅对此有较为中肯而清醒的评价:“我不能说穷,但说有钱也不对。”(《全集》第12卷,556页) 是的,鲁迅是不穷的——无论与他以前的生活相比还是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相比,他都不穷。但他也确实不富。因为生活无时无刻不需要钱,他常常担心自己一家人的生活没有保障,会弄到随时卖文吃饭的地步。于是,花钱时便不得不小心计算,计划着花。据萧红回忆,作为一个嗜烟的人,他却只能长年吸一种每五十支约四五角钱的劣质烟,好烟只用来待客。他喜欢北方口味的饭菜,许广平想请一个北方厨子,他却不让请,因为男佣人工钱高,开销大。许寿裳在谈到他之所以五十六岁即逝世的原因时说:“(一)心境的寂寞,(二)精力的剥削,(三)经济的压迫,而以这第三为最大的致命伤。他大病中所以不请D医开方,大病后之不转地疗养,‘何时行与何处去’,始终踌躇着,就是为了这经济的压迫。”(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汇编》第4卷,546页)这不无道理。 如此看来,鲁迅作为职业作家的收入不过仅仅能保证他及其家人勉强过上小康生活而已,能够保证他在诡谲纷繁的政治文化环境中自行其是,坚持自由思考和写作,维护其独立人格罢了。以他提出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的标准来检验,他的收入不过是解决了温饱而已,要想获得好的发展则还不够。 鲁迅之算不上富有,也表现在其对钱财的态度上。单看上述鲁迅之花销,或许会以为鲁迅对钱财很慷慨,但我们若考查他对花销的态度,则这慷慨就要大打折扣。他在用度上其实非常谨慎,所以常常把花销一分一厘地记下。查考其书信、日记,可知他对钱财几乎是锱铢必较的。这从他和须藤先生之间的两件小事可见一斑。 须藤先生是鲁迅一家在上海的主要医生,除了医患关系外,他们的私交也挺好,常常相互赠些小礼品。然而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一日《鲁迅日记》却记有:“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并以《饮膳正要》卖与须藤先生,得泉一元……”以鲁迅与须藤之关系,他居然会把自己用不上而须藤需要的一本普通书“卖”给须藤,大大方方地收下一元钱。同年七月十三日日记记有:“三弟来并为买得《野菜博录》一部,二元七角,又一部拟赠须藤先生。”然而八月二十五日的日记又说:“晨须藤先生来,赠Merone一个,并还《野菜博录》泉二元七角。”前面既已说“拟赠须藤”,为何后来又收了钱?或许鲁迅之慷慨只对比他穷的人,须藤比他富有,于是该收的钱也就收了。 鲁迅对钱财之谨慎甚至锱铢必较,我想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早年及中年生活的影响——用个不太悦耳的词即“贫困后遗症”或“贫困恐惧症”,二是他在上海做职业作家的艰辛与不易。 鲁迅年幼的时候,祖父还在做官,他家既有朝廷的俸禄,又有地租和店面收入,是个小康的“仕宦之家”。然而他十二岁那年,祖父入狱,父亲卧病,家庭败落下来,他成天出入于当铺和药铺之间,受尽白眼和奚落。这在他是有切肤之痛的。他后来对萧军说:“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明白了许多事情。”(《全集》第13卷,196页)经历了由小康而跌入困顿的生活,鲁迅再也不是“看不起钱”的少爷了。不惟如此,恐怕他对钱财的态度从此就像对中医怀有切肤之痛的偏见一样,也有了切肤之痛的偏爱。此后几十年,鲁迅的生活一直有点紧巴。一九二三年七月他与周作人失和,八月二日他携朱安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此后两三年是其物质生活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期。我们从他留下的癸亥年六月廿六日至乙丑年十二月廿九日(即1923年8月2日至1926年2月11日)的一本家用帐,即可知其生活的困顿。他最初搬入砖塔胡同的几个月连煤油灯都用不起,只好用蜡烛照明,因为煤油灯照明效果比蜡烛好,价钱更贵。当年年底,他总结道:“本年陆月零十日共用钱二百四十九元七角四分,平均每月用钱三十九元四角三分。”(鲁迅:《家用帐》,《鲁迅研究资料(22)》,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3-19页)由此不难想象他当年是怎样将钱一分一厘地掰着花的。一九二四年五月,鲁迅向许寿裳、齐寿山各借四百元,购置了阜成门内西三条二十一号的房子,而买房所欠的债直到他去厦门教书后才陆续还清。直到从广州赴上海之前,他才勉强挣脱债务的羁绊。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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