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桃峰》被宣布为大毒草后，在参加调演的各演出团的驻地西苑旅社的满院、满楼和饭厅里立即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开始都是泛泛地批判，后来，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我在延安鲁艺的老同学）说：“我到山西时，在胡正同志的家里曾亲口对贾克说：‘文革’中北京早已揭发《人民日报》发表的《一匹马》报道是歌颂王光美桃园经验、给刘少奇翻案的。贾克明明知道此事内幕，偏要带到北京演出。”××的揭发使《三上桃峰》事件的性质变了，变成明知是为刘少奇翻案，还故意拿到北京来演出的现行反革命活动。××的所谓“揭发证明”立即引起爆炸性的轰动，更引起“四人帮”及其在文化组的干将们的重视，从无意变成故意了。实际上，我从来没有在胡正同志家里听××说过此话，胡正同志写材料也证明从来没有听××说过。后来在揭批中，有人又贴大字报揭发我曾说过：“要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戏早就红了。”还揭发当时有人反对演《三上桃峰》，而我说：“别的戏不上行，《三上桃峰》不上不行”，甚至说“是毒草也要演”。还有人揭发我说：“这个戏好就好在突破了样板戏的框框。”这些具体揭发前后对照，更加补充了××的诬陷，使有意为刘少奇翻案进一步成为铁证。因此，北京展览馆批斗大会上揭批发言的调门越提越高了，罪名越来越大。

　　在华北调演闭幕大会上，于会泳等干将又说：“这出戏不是一般文艺问题，而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一个集中反映，是社会翻案风和黑线回潮的突出表现，是同国际上阶级敌人的反华、反共、反革命逆流遥相呼应。”调演结束后，各代表团都离京了，只留下山西代表团在京继续深入揭发批判。1974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中央文化组写作班子以初澜名义写的《评晋剧〈三上桃峰〉》，据说这篇文章经姚文元修改了十一处，姚文元批道：“这个戏的炮制者完全站在地、富、反、坏、右的立场上。”还有一句：“三上”被揭露了，会不会搞“四上”、“五上”呢？值得我们深思。此文一经发表，将《三上桃峰》事件推向全国，立即在各地掀起一场揭批所谓大毒草《三上桃峰》的政治运动。国外也在报道此事。据后来有人统计，全国28个省、市，32家报刊，包括《参考消息》转载了这篇文章，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由于性质变了，就追查我在山西的后台———山西省委书记谢振华，还要追查谢振华在中央的后台。当时，“四人帮”提出的口号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为刘少奇翻案，将我这个“炮制者”作为重点审查对象。当时，为了避嫌已经没有人敢理我，在北京批判大会后，许多同行和多年共同战斗过的老战友们都躲着我走，即使迎面碰见也假装不认识了。我也不思茶饭，深感冤枉。可是，西苑旅社有位老服务员，不时进屋来，悄悄安慰我，让我想开点，保重身子骨，将来准有重见天日的时候。这种深情厚谊，深深感动着我。演出团在北京，白天揭发批判，晚上被迫演出。已经被宣布是为刘少奇翻案的大毒草，还要让活生生的演员上台演出供批判。因之，人人心情沉重，演青兰的王爱爱同志当场昏倒在台上，进行抢救，台上台下一片唏嘘，甚至痛哭流涕，演出只好草草收场。我当时，心如刀绞，痛苦万状。

　　事后，江青于3月8日国际妇女节晚，身穿军装，带领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突然接见山西演出团全体演职员，进行所谓的“安慰”，并假惺惺地说：“要保护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让大家深入揭批。”还说：“我要找谢振华算账，我今天穿上军装来，就是要炮轰谢振华的。”事后，我还听说，江青问：“那个炮制者叫‘什么克’？”当时，江青没有把我和当年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贾克联系起来。1938年春，我在延安鲁艺学习时是戏剧系二班的生活班长，江青是教员。当时，鲁艺演了两出戏，一个是王震之编导的话剧《流寇队长》，江青饰“大红鞋”；另一出是根据京剧《打渔杀家》改编的《江汉渔歌》，江青饰桂英儿。这两出戏的演出，我都担任后台主任，校方另给我的任务是准备一把小茶壶，在下场门等着江青下场后饮水。当时，江青不叫我名字只喊我小鬼。1944年我又回延安以及全国解放后我在北京工作时，再没与她打过交道，所以，江青没把这个叫“什么克”的炮制者，跟当年在鲁艺时的小鬼联系起来，否则，我也难逃活命，因为她知道我在延安鲁艺时了解她的许多情况。

　　在北京批斗十余次后，即转回山西。火车一进娘子关，沿途大小村庄及火车站都贴满了“大毒草《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翻案”的大字报。当时，“四人帮”将《三上桃峰》分别定为：“炮制者”是我，谢振华是“批准者”，“支持者”是王大任、芦梦、李蒙。其实谢振华同志从来没有看过省晋剧院演出的《三上桃峰》，只是下乡时看过县剧团移植的同名剧目，剧情也早忘掉了。王大任同志是分管文教的书记，也只看过一次，确实说过：“一滴水可以看见太阳”的话。而李蒙和芦梦同志则是省文教组和省文化局的领导，也被牵连进去了。

　　回到太原后，作为“炮制者”的我，立即被隔离审查，并在省城文艺界的各单位轮流批斗，上下午两场，连续20多天。这时，除了为刘少奇翻案的罪行外，另一条罪状就是反对“农业学大寨”和反大寨。原山西省委对此政治事件发了文件，由原省委宣传部领导口头向我宣布：停止我党内外一切职务，接受审查批判，停止党内生活，不准参加社会活动和会议，不准阅读党内文件，不准用真名发表作品等。后来，王大任同志批准我下工厂锻炼，我就到山西针织厂工会。其间，我给业余剧团写了独幕话剧《金凤高飞》，演出时就用的假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