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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夏欣
朱学勤，1952年生于上海，历史学家，人文学家，上海大学博士生导师。
曾就读上海高阳路第一小学、继光中学，初中毕业后赴河南兰考县插队落户，后在化工厂做过管道工、厂办中学教师。改革开放后以同等学力考取研究生，陕西师大历史系硕士，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
记者：这一阵人们围绕“剽窃”事件的议论不少，据我所知，这类事情仅2001年一年里被媒体曝光的就有十几起，你觉得这给教育界哪些警示？
朱学勤：屡屡发生这样的事，当事人确实应该有深刻的反省，但我不赞成光把火力集中在个人那里，穷追猛打，教育行政部门也该想想自己的责任。更多的责任是在体制。
现在一些大学争发“大票子”，“票面额”在扩张，“含金量”却在猛跌。所谓“大票子，指两头都在扩张，一是教师，二是学生。从教师这头说，“教授”不到头，教授之上还要“硕导”，“硕导”之上还要“博导”，叠床架屋，这种现象导致学术职称严重贬值；学生中高学历“泛滥，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缺少，教育界“头重脚轻。本科毕业生作为知识部类里的通才，本来应能满足就业市场的基本需要了，但现在本科教育正在降为就业市场用人的底限。这样一来，“博导”也不过是“教授”的含金量，“教授”则降格为“讲师”，而“学士”也再向下降格。
造成教育“大票子”现象，我认为有两个因素：一是学校行政权力干预太甚；二是学术评价体系严重扭曲。这两者本身又互为因果。行政权力干预过甚，使得教育出现新的“大跃进”，到处争办一流高校，争“博士点”，争“国家重点学科”，全是“一流”，还有“一流”吗？在这样的情势下，我若是大学校长，也不能免俗。这些校长、院长既是催问者，也是被催问者，有点类似高中毕业班的班主任。普通教师更是让数字、表格逼着走，搞得人心浮躁，出现一些恶性竞争。
在这样的氛围下，教育的学术评估体系怎么能正常？有些青年教授一年出一本书，“十年磨一剑成了“一年出一书，哪有做学术研究一年出一本书的？这又不是写小说。
记者：除了大家说得比较多的道德自律方面的事情，就学校环境而言有哪些抵制学术浮夸的办法和机制？
朱学勤：学者自有学者的工作周期，有积累，有突破，有高潮、有低潮，起起伏伏，很正常。行政权力要做的，是给学术发展搭建一个平台，像搞经济先要搞“三通一平一样，而不是总在那里定指标，要政绩，急着“催化”什么。行政干预太多，经济就发展不起来，教育也一样。至于职称，我以为还应按照原来简朴的做法，做减法，不做加法。如果能在教授中拉开等差，把正教授分一、二、三级比较好，不必搞什么“博导”、“硕导”。
记者：再说学生方面。毕业生的高学历膨胀客观上也有社会就业压力的影响。
朱学勤：可是高学历者多没有能从真正意义上缓解就业压力，而只是把高中生变成本科生，把本科生变成硕士生，多花三、四年钱，只把本来就存在的就业高峰向后延迟了三、四年。有些就业单位似乎总是想要比需要的学历高一级的学历，去报社、出版社，甚至党政机关，都要求进博士、硕士，这样一抬，使大学本科生很难找工作，把本来应该到大学为止的“学历教育，再拔高到研究生阶段，无形中把“专才教育变成“通才教育，而合格的中、高等专科人才严重不足。报载深圳人才市场上高级技工与硕士一样待遇招聘，市场已经对这种现象亮出黄灯了，说明操作性技术较少受到重视，这在高校教师中也是如此。
记者：大学教师也要讲人才的多元结构？
朱学勤：大学里有不少人才，所谓“大学的实力在‘大师’是对的，但是教师不能都是“只有设计的头脑，没有灵巧的双手，要形成人才的梯队。不久前有报道说，现在一些美术学校毕业的人全都考大学去了，一些绝活在一门一门面临失传。发达国家对专门技术十分重视，比如在综合国力强大的德国，受中等职业教育的人就业后的报酬、社会重视程度并不比大学毕业生差。我早年在工厂的时候，一个八级钳工得到的待遇和尊重一点不比工程师少。碰上书本里没有答案的疑难怪症，一圈子工程师束手无策，现场只听得厂长对着电话里喊：“快，快叫‘段八级’来，派车接，把他从被窝里拉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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