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度是无垠草原上随处可见的美景，如今却成青海长江流域凄美的“绿色绝唱”———在地广人稀的长江源区，仅有的绿色正在一点点萎缩！

　　长江由格拉丹冬雪山的姜古迪如冰川孕育而成，干流在青海省境内有1206公里，集水面积海拔多在4000米以上。9月上旬，中华环保世纪行记者团横穿柴达木盆地，翻海拔4700多米的昆仑山口，过5010米的风火山，走4500米的五道梁，抵4600多米的长江源区沱沱河，在这片广阔无边的高海拔地带往返3000多公里。一丝“绿色”足以成为引爆惊喜尖叫的“导火索”，然而，迎接我们的却是一片空寂荒凉。

　　横穿素有“聚宝盆”美誉的柴达木盆地，单程近千公里，公路两旁土地荒芜一片，土质沙化严重，就连惯生于戈壁滩上的耐旱植物骆驼刺都难见踪影。路不远处的大片山体寸草不生，红褐色的山土极为松软，与“砒砂岩”一般无二，而后者早已被地质专家贬为“地球癌症”，不可能再有一丝生命迹象。

　　记者在都兰县一处湖边见到一棵红柳，5米多高、30多厘米粗，当地人的一席话让人心寒：前些年这样的红柳几乎长满了柴达木盆地，如今已被砍尽伐光，得跑上几十平方公里才能找到一棵类似眼前这般粗大的红柳。

　　近年来，由于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和人为破坏，长江源区植被及土地加速退化，冰川出现大面积萎缩，生物多样性不断减少。青海省环保局提供的最新资料表明，青海省森林覆盖率仅为3.11%，为全国各省区中最低。目前青南(记者注：是“南”非“藏”)高原地区退化草场面积已占全省可利用草场面积的46%，源区退化草地2.5万多平方公里，其中10%已沦为“黑土滩”型次生裸地，鼠害面积达1.9万平方公里，鼠害区每公顷高原鼠兔高达120只、鼠洞1634个。

　　长江源区的牧民对记者说，从昆仑山到沱沱河一带，过去草原植被很好，近十多年来急剧恶化。记者沿途发现，相当数量的草场已经沙化，远远望去，白茫茫一片。大批羊群徜徉其中，四处啃食着残留的草根。

　　紧随草地植被退化的是土地退化。先是草地植物衰退、植被稀疏、地面裸露，接着就是地面侵蚀、水土流失。与此同时，鼠害愈加猖獗，加速了“黑土滩”型次生裸地的形成。

　　开采金矿和修路是造成土地沙化的另一原因。近年来，长江源区进入了大批淘金者和盗猎者，每年涌入源区的人员多达几万人，他们以最原始、落后野蛮的方式大量开采沙金，仅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就有340平方公里草场被开挖，草地严重沙化，举目望去，到处是一堆堆大小不等的沙砾堆。据了解，源区沙漠化年均扩展2.2%，不包括大渡河流域、可可西里和唐古拉山乡地区在内，源区已有次生裸地约0.25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0.6万平方公里。

　　草地退化，森林减少，鼠虫害频繁及乱采乱挖，源区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蚀由此加剧。目前源区8县范围内水土流失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通天河流域和沱沱河源头区是“重灾区”。当地人说，一待沱沱河上游雪山消融或降一点点雨，眼前的沱沱河水会更黄。目前，青海境内长江流域每年输入长江的泥沙量1232万吨，通天河直门达水文站年平均输沙量已超过950万吨，且不断加剧。

　　冰川是源区最洁净的天然淡水资源，但近30年来，源区冰川不断退缩，仅1993年至1995年因冰川表面减薄和末端退缩引起的冰川水资源减少量就在7亿立方米以上。同时，源区多年冻土不断退化，沼泽湿地缩小，比较70年代和90年代高原冻土图发现，青藏高原多年冻土面积减少了一成多、达16万平方公里。源区湖泊普遍萎缩，黑颈鹤等珍稀动物面临灭绝的危险。

　　就在源区草场及土地日益退化的同时，当地牧民的牲畜却增长迅猛。青海省畜牧厅官员向记者透露，80年代统计表明：当时全省理论载畜量为4100万个“羊单位”，约可养活3000万头只牲畜。而目前全省号称牲畜量2100万头只，但实际上还有30%未如实上报，实际头数应在3000万头只以上。此外，全省三分之一草场退化的同时，草场仍以每年200万亩的速度继续退化，而载畜量却以每年3%的速度继续增长！由于草场长期超载放牧，草层平均高度降低，优质牧草比例和产草量下降，雪灾风险加大，灾害频繁不断。

　　3000多万头只载畜量，商品率每年却仅为300万只！对此，青海副省长穆东升坦陈：“青海还停留于‘头数畜牧业’而远未达到‘效益畜牧业’的层面来！”受传统观念束缚，长江源区的牧民商品意识极低，尽管家中养了很多羊和牦牛，但家境依然穷困，他们惯以牲畜多少来衡量家财，却极少以经济价值考虑牲畜去留，任凭牲畜生老病死。源区一直“靠在国家财政的肩上”吃补贴，人均年收入仅800元。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长江源区脆弱的生态，长江源区的保护工作缺少科技支持。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江发源地，青海有“中华水塔”之称，然而在青海境内流经8县一市的长江，却仅有长委会设立的长江源区两个水文监测站及格尔木市的一个水土保持监测点。除此之外，对长江源区的保护再无专门机构。到目前为止，国家从未作出硬性规定，要求科研人员到源区工作，更没有相关行政编制和政策支持。因此，截至目前，尚无一名科研人员蹲守源区从事生态研究。本报记者陈娉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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