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十年进程反思
肖金成
问题二——大城市化还是小城镇化
就世界各国的城镇化规模而言，发展大城市是城市化的主流。1980年代初至上世纪末，“小城镇，大战略”一直被倡导，但市场机制发生了作用，在这20多年中，大城市的工业化和人口聚集效应愈来愈明显，“小城镇，大战略”实际被放弃。然而随着大城市病愈发严重，房价高企，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等因素，政策的天平似乎再次转向，小城镇又受到人们的亲睐。
一般的理解，大城市化侧重于发展大中城市，人口、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向大中城市集中；小城镇化侧重于发展中小城镇。新型城镇化，究竟优先发展大城市还是小城镇，恐怕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问题。
小城镇确实是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发展小城镇是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举措和重要的途径，但并非唯一途径，也不是最重要的途径
时至今日，实施城镇化战略，加快城镇化进程已成为全党全国的共识，但对城镇化道路的认识及应采取的措施还不十分一致。从城镇化战略的提出到近十年来各地的做法，其间都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就是要让农民进得来、留得住、活得好
近十年来，我国掀起了城市建设的高潮，各地纷纷建立“融资平台”，圈了很多地，建了很多园区，城市和城镇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规划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规划面积动辄几十、几百平方公里。很多地方对城市建设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尤其是县一级政府，大都提出“大拆大建出大变”的口号，都想尽快改变县城形象，把很多财力用到城镇建设上，而且标准非常高，甚至超过了大中城市的标准。许多中等城市不是完善基础设施，而是建设大广场、大马路、大办公楼，有的市的办公大楼跟宫殿一样。忽视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将大量财力用在城市形象上，确实是一个误区。
毫无疑问，借助于高科技，城市规划部门可以把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搬到中国来，但这恰恰提高了城镇化的门槛，使农民很难进入到城市。我们提出加快城市建设，主要是指加强城市道路、供水、排水、污水处理、公共交通、医院、学校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市对人口的吸纳能力和承载能力。而不是说把城市建得越漂亮越好。漂亮的城市自然是大家乐意见到的，但漂亮的城市需要付出高额的成本。为什么一些城市的房价那么高？这跟我们把城市建设标准提高到一个不可思议的水平密切相关。城镇化的本质就是农民进城。未来我们还要有几亿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和城镇。现在确实有很多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但不是全家进城，是一个人进城。农民工总数有2亿多，这些农民工是城镇化的一部分，却是不完全的一部分，因为夫妻、孩子不在一起，农村现在有很多“留守儿童”，将来还会有很多“留守父母”，这就会带来很多问题，也会给城镇化蒙上阴影。推进城镇化，或者说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就是要让农民进得来、留得住、活得好，把这三条解决了，我国的城镇化就实实在在地推进了。
城镇化的本义就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和城镇的过程
在城镇化战略提出之前，学者们撰文均提城市化而未提过城镇化。城市化这个概念是个舶来品，因国外没有城市和城镇之分，但在我国，城市与城镇按照一定的标准被互相区分，所以，将城市化的表述改为城镇化更准确。这同时也表明城市化与城镇化没有本质区别。城镇化的本义就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和城镇的过程，不管转移到城市还是城镇，只要由在农村从事农业转变为在城市和城镇从事二、三产业，均可谓之城镇化。小城镇确实是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发展小城镇是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举措和重要的途径，但并非唯一途径，也不是最重要的途径。一些人把城镇化和城市化对立起来，认为加快城镇化就是要发展小城镇，农村人口不要到大城市来，要到小城镇去，这样城市人可以过自己的小康生活，这种认识是十分错误的。
城镇化是一个市场化过程，农民进城不进城是他的选择，不能靠强迫，到哪儿去也不是政府确定的。农民进入到大城市、小城镇，还是中等城市是他们自己的决定，哪里有就业岗位他们就会到哪里去。而能够提供就业岗位的，一是工厂，二是服务业。如果工厂和服务业都在大城市，却让农民到小城镇去，显然是不可行的。我们只能分析农民的选择，根据他们的去向做好准备，从而决定未来的城市规划。
现在大城市出现了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问题，不是因为我们主观上一味发展大城市造成的。相反，实际上我国的城市建设方针一直是严格限制大城市的发展，可能正是这种限制，使大城市的规划远远落后于实际，造成今天的局面。大城市的产业发展很快，需要劳动力，需要服务者，如果农民工不来，很多产业就发展不了，所以大城市的快速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趋势，是阻挡不了的，我们只能顺应这个趋势来为其发展提供合适的平台，解决大城市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就是要走以农民工为主体、以城市群为主要载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
让农民工全家进城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我国上世纪80年代搞的农村工业化使大量乡镇企业在农村发展，短时间内解决了商品短缺的问题，但是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土地粗放利用、环境污染等。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把这些产业聚集到城镇来，或者聚集到大中小城市来，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一些人认为城镇化就是楼上楼下，只要农民住上了小楼，过上城市人的生活就是实现了城镇化。这条路事实上是走不通的，原因是农村“窝积”的人口太多，农民耕种的土地太少，农业比较效益太低。住在农村的农民要达到城市的生活水平，这个成本是农民所承受不了的。相反，产业和人口在城市集聚，土地、能源、交通等各方面都比农村节约得多，城市越大，公共设施的利用率也越高。因此，城镇化的重要特征是产业集聚和人口的空间转移。
农民工的主要来源地是贵州、四川、湖南、湖北，以及河南，多数农民工是跨地区、跨省流动的。中央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十二五规划正式提出要解决农民工的权益问题，但是解决跨省市农民工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问题，让农民工全家进城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大城市以及东部沿海地区的政府和居民都期望年轻的农民来打工，贡献青春和活力，年老的时候再回到农村去，一些学者也有这种想法，所以，并未做好让农民工全家进入城市共同生活的准备。而我们最大的失误，就是在农民刚开始进城的时候，没有把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来。本来在农民工领工资的时候，个人拿一点、企业拿一点、政府拿一点，是可以把这个社会保障基金建立起来的，但是我们在这几十年没有干这个事，所以累积到现在难度就很大。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
中国特色城镇化新在何处
——“四化”同步破解“四元结构”
胡鞍钢
问题三——政府主导还是市场说了算
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中国城镇化进程政府主导作用明显。无可否认，各级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经营城市、暴力拆迁、强制征地、资源浪费、政绩工程等。新型城镇化，不再是行政权力主导下的大范围布点和圈地运动，而理应是一条既遵循市场发展规律，又能够很好地汲取历史教训，且具有一定前瞻性的道路。
◆“四元结构”：农村农业和乡镇企业二元结构+城镇地区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二元结构
◆“四化”同步：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和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也是现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道路的基本线索。中国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坚持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合理布局，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之路。这是一条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新路。
从二元结构到四元结构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城镇化道路，它大大地不同于发达国家走过的城市化道路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历的城市化道路。
首先，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与经济社会转型之路，即经历了从二元结构(1949-1977年)、到三元结构(1978-1991年)、再到四元结构(1992年至今)的历史轨迹。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农村地区工业化兴起，使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产业，先是离土不离乡、就地转移到乡镇企业，在农村地区形成农业与乡镇企业并存的二元结构；加上城镇部门，构成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经济社会三元结构。在90年代下半期，乡镇企业就业饱和并有所下降，农村劳动力大规模从乡村迁往城镇地区、甚至跨地区迁往其他地区主要从事非正规就业，又在城镇地区形成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还包括个体工商户、民营企业等)并存的二元结构，与农村农业和乡镇企业，构成中国经济社会所独有的四元结构。
其次，中国城镇化的规模和速度都是历史罕见的。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达2.61亿，占全国总人口的近20%，这相当于美国总人口的84%、日本总人口的2倍。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化的速度也是世界罕见的，英国、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大致经历了100年、60年和65年实现了从20%到50%的跨越，而中国则仅花了30年；德国和巴西分别从36%左右水平提高到50%分别使用了29年和14年；而中国则仅仅使用了11年。
再次，与其他发展中大国城镇化过程大为不同的是，中国避免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出现的大规模城市贫民窟。联合国人类居住署将贫民窟定义为：以低标准和贫穷为基本特征之高密度人口聚居区。当大量人口从农村聚集到城市时，占据了无人的空地，在上面盖住宅，并配套建起简易的市政基础设施，包括马路、下水道、供水供电线路等。印度1990年贫民窟人口达1.3亿，到2001年升至1.58亿，在2005年略降至1.1亿，规模依然庞大。根据联合国数据显示，2007年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城市贫民窟人口比重分别达到28%、14.4%和23.5%。虽然按照该数据，中国的城市贫民窟人口比例达31%，但中国与印度、拉美的贫民窟还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由于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城镇贫困人口和非正规就业人口的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将得到保障。这是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之所在。
四化同步破解四元结构
从城镇化的政策方针来看，中国不断调整，与时俱进，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因此，中国城镇化之路的独特性可以概括为：具有不断创造性，例如农村工业、乡镇企业，城市非正规就业，开始进行公共服务均等化；避免了大规模的贫民窟；人力资本投资，基本可以安居乐业，“乐业”目前基本实现，“安居”尚有不足；因而，形成了从二元到三元结构、再到四元结构，为此加快城乡发展一体化，依靠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共同破解四元结构。
从四化同步破解四元结构来看，继续推进工业化就是要使工业化继续成为城镇化的核心推动力，使工业化能够“武装”农业生产、促进农村发展，使工业和农业相互协调、共赢发展。这既包括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包括发展农村乡镇企业，将乡镇企业导向规范的工业园镇，走上产业集群化道路，从而化解乡镇企业资本缺乏与技术不足、分布过散与配套设施不全等问题，产生产业集群效应。推动信息化就是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使信息化成为推动工业化升级的核心力量，并为城镇化中城乡治理和社会管理提供信息平台。特别是，除了建设信息技术、信息基础设施等促进工业、农业、服务业外，还需充分利用信息化改造经济与社会、城镇与乡村各个方面，在引领工业化的同时，也要促进城乡治理和社会管理信息化，加速提高人们的生活设施、生活质量，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尽早实现跨越式发展。农业现代化就是要通过工业化和信息化改造传统农业，促进农业的现代化转型，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进一步“挤出”农业剩余劳动力，为工业服务业和城镇化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蓄水池”。
简而言之，四化同步破解四元结构，就是要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并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的基础上，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相互协调发展。四化同步破解四元结构落实在城镇化相关政策上，就是要进一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民工市民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农业现代化是指一系列农业基要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即现代农业要素不断增加。这要求国家和社会对现代农业要素不断强化投入，进一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强农业特别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不断推进农业生产组织化、专业化、产业化、差异化和高附加值化。
农村工业化就是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并进一步促进乡镇企业集聚化。既要提升乡镇企业运营水平，促进生产服务特色化、绿色化、高效化，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更多的有效就业岗位，缓解城市压力，也要通过不断促进要素集聚，从“队(村)—社/乡—镇”不断走上产业集群化道路，集中提供政府公共服务、金融保险和物流等社会服务，发挥规模经济效应。
农民工市民化就是使城镇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能够真正“乐业”又“安居”，平等享有公共服务，在劳动报酬、劳动时间、节假日安排和工作条件等方面享有同等权利。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1%；与此同时，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却只有35%。稳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就需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避免大规模贫民窟的出现，逐步改变城镇内部的二元结构。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就需要继续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国情、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城乡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趋同。城乡居民在收入、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距依然巨大。大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需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加强社会建设、加大社会投入、改善社会管理， 使他们能够真正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
小 结
新型城市化道路是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城镇化道路，它经历了“二元”结构转向“三元”结构，“三元”结构转向“四元”结构，并最终由“四元”结构转向“一元”结构。只有通过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来破解四元经济社会结构难题。
中国已经开创出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城镇化新路，它是中国社会主义优势的集中体现，未来数十年，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将更加协调、更加同步，中国将迅速由城乡四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变，这将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实现奠定决定性的基础。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教授)
思想碰撞
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是无法搞下去的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城市化的问题上，一方面需要加快城市化，另一方面有两个效率问题相当严重的。一个就是城市化本身的效率。大量投资、城市扩容为主要内容的低效率的城市化，是无法持续的。另外一个低效率就是政府主导的用大量的土地投入和土地抵押的资金投入支撑的城市化，就是摊大饼，扩大城市的规模，而建立起来的城市营运效率很低。北京就是一个例子，各种各样，从政治到经济各种各样的机关、企业等，很不专业化地堆在一个城市里面，变成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半径都非常的长，堵车、污染都变成很难解决的问题，而这个城市的运营效率变得很低。它的体制原因是什么？首先，就是农民的土地产权问题。第二个问题需要解决我们政府功能问题。为什么是一个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城市从世界各国的发展，这个城市是从“市”来的，但是中国的传统这个城市是从“城”来的。于是，它这个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就会造成许多的问题。
新型城镇化强调尊重市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新型城镇化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制度下推进的城镇化，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主导的城镇化不同。新型城镇化强调尊重市场，尊重农民的产权、自由迁徙权、自由择业权、自由交易权，强调在公平竞争下让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政府只在城镇规划、公共服务、秩序维护等方面发挥作用，将城镇建设、产业发展等主要交给市场。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一般是先有“市”后有“城”，而不是相反。在有了农业剩余后，人们拿出部分产品到市场交易，随着市场交易的繁荣，有一部分人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专门从事商业等。他们选择有利于交易的地方集中居住，就有了早期的“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之所以取得了比改革开放前大得多的成就，原因就在于改革开放后市场化得到了快速推进。但是中国目前的城镇化仍然滞后于自身的工业化水平和城镇化国际平均水平，原因也在于我国的市场化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推进。
“过客”定居可让中国GDP再翻番
——城镇化的实质是农民的市民化
易宪容
问题四——农民进城：过客还是居民
城镇化的本质是“人的城镇化”，这已成为普遍共识。而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表面上看，城镇规划范围扩大了，房屋道路建得更多了，但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城市中穿梭往来，仍然只是城市的边缘人，他们的根还在农村，这就是为什么以前的城镇化光看到投资增长，消费却没有跟上。加快城镇化转型，提升城镇化的质量，重点和难点在于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让进城的农民不只是“过客”，而是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
城镇化老路是走不通的，更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对此政府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只有对住房、土地、户口制度进行改革，才能释放更多红利
无论是2013年还是未来几年，政府都会把城镇化作为整个国家经济增长之动力，并通过城镇化来带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或说，城镇化将是未来经济发展之红利。
应变“城镇化”为“城市化”
“城镇化”仅仅是让广大的农民走出一小步而不是一大步，即没有让农民从农村真正走向城市
新一任政府把经济工作的重心放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上，这个思路是正确的，也是与现代文明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相合拍的。但还应该把“城镇化”向前推进一步，把“城镇化”变为“城市化”。因为这里“镇”字与传统的“乡镇企业”的“镇”联系在一起，仅仅是让广大的农民走出一小步而不是一大步，即没有让农民从农村真正走向城市，而是让走出来的农民停留在与农村不远的乡镇。这样“城镇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将会弱化。同时，就当前中国地方经济发展态势来看，不仅城乡之间存在严重差距，而且地方与地方之间、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因此，未来中国城市的发展也是多层次多元化的，把城市化的发展仅是限制于“镇”上，根本无法满足中国现实城市化的发展要求。只有多层次多元化的“城市化”才能把传统的农村与城市二元经济结构得以调整及融合，并满足现代中国多元化的城市发展的要求，才能让农民真正进入城市，让农民真正地市民化。
城市化为何能够成为经济增长之动力
如果农民进城后待遇公平，收入提升，则中国GDP增长至少要翻一倍以上
城市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让农村居民转化为城市居民，并在这种转化的过程中实现个体的城市社会化。如果没有让农民进城并让他们真正地成为城市居民，让他们真正地容入城市的社会生活，那么这种城市化不是真正的城市化。正如不少研究者指出，当前中国的这种城市化只是“伪城市化”，农民进城也只是“过客”，而没有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
可见，城镇化的核心或实质就是让农民进城及农民的市民化，就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告所指出的那样，是农村人口转移的市民化。而这种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转化，不仅仅在于其户口迁移改变农民的身份，而是通过农民进城来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化。如果城镇化不能让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中小城市人口向大中城市聚集，让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的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而仅是建筑更多的钢筋水泥空壳，那么这种城镇化不仅是伪城镇化，也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之动力，是不可持续的。未来的城镇化就是让农民进城，就是让农民进城后真正融入城市经济生活中。
所以，在十八大后，无论是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公告还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文件，有一个特别有新意的提法，就是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而这种城镇化不是钢筋水泥的城镇化，也不仅仅是城市空间扩张的城镇化及推高GDP的城镇化，而是把城镇化与农村土地使用效率、与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结合起来。即未来中国城镇化就是农民进入城市的城镇化，就是让成千上万的农民真正进城。可以说，该文件所提出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个十分有新意的提法，提倡的是有质量的城镇化。这种城镇化将成为中国未来城镇化的发展方向。
因为农民进城不仅需要提供大量的基本居住条件或住房，而且会完全改变农民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与收入水平，真正改变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会生发出大量的农村居民对住房的消费需求，而且也能够让进城后的农民全面提升消费水平，改变生活方式，增加就业机会。国内城市就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扩张与发展，它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如果农民进城享有平等的教育与就业机会，如果农民收入水平全面提升，只要现有的农民消费水平达到当前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那么中国会涌现一个巨大的消费需求，至少要让中国GDP增长翻一倍以上。
可以说，只要实现了让农民真正成为市民的城镇化，这种城镇化就能真正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消费增长点及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之动力。也就是说，新一任政府已经开始把城镇化作为未来经济增长之动力，要让“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就是当前中国城镇化的核心与实质。
农民变市民，住房和户口是重要条件
房价应回归到合理水平；要对中国户口制度进行重大改革
当大量的农民向城市流动、大量的中小城市居民向大城市或一线城市流动时，他们面对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要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安居之所。居住条件的解决既是农民得以进入城市的生活基点，也是城市化过程中居民最大的潜在内需。那么如何解决进入城市的农民居住难题？当前市场流行着“住房双轨制”观念，认为“市场归市场，保障归保障”，即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由政府保障性住房来解决，而对住房市场的价格政府不要干预过多，让市场自由定价。可以说，如果当前这种观念是未来城镇化的观念，那么它将严重阻碍未来中国城镇化的进程。
要保证未来中国城镇化的愿景得以实现，或把居民潜在住房需求转为现实需求，就得对当前的住房制度、住房政策进行重大的改革。而这种住房制度的重大改革首先是清除障碍，比如把住房的性质界定清楚，不允许把居民生活必需品作为赚钱的工具；改革当前严重侵害民众利益的土地管理制度及住房预售制度；用有效的经济杠杆来遏制住房投资投机炒作而不是采取政府行政干预的限购办法等。
要让农民进城，就得对户口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保证农民进城自由迁移，农民就能够自由进入适应其生存的城市。如果户口制度不进行重大改革，农民进入城市后就会受到教育与就业机会上的不平等，或者把农民驱赶到城市化的边缘，或是让他们又重新回到农村。未来中国城市化需要全面放开户籍制度，让每一个农民及城市居民都有自由迁徒的权利，让农民成为真正的市民。如果我们的城市仅是用户籍来设定各种居民进入城市的界限，那么中国要实现真正的城市化是不可能的。
当然，农民进城，政府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如对土地制度进行改革等等。只有在上述前提条件下展开的城镇化才是有质量的城镇化，否则中国城镇化有可能走上之前的老路。这种城镇化老路是走不通的，更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对此政府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