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企业专营银行”喜与忧
“小企业专营银行”喜与忧
创新信贷体系，“劳动密集”致成本重负；风险低可复制，“走出去”备受限制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来建强商意盈王攀
福建、浙江等地一些致力于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银行有“小企业专营银行”之称，这些银行近年来通过创新信贷技术体系，推出特色融资业务降低风险，有效地破解了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日前，《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经过实际调研发现，尽管发展态势可喜，但这些“小企业专营银行”面临着运营成本趋高、“走出去”拓展市场受限和信贷控制束缚发展等诸多成长的烦恼。
服务灵活与成本重负
财务资料不充分、可抵押资产不多、信用不健全，这些小微企业的“缺点”，成了银行不愿向其放贷的理由。然而，台州银行、泉州农商银行等一批“小个子”银行，却把这些小微企业的“缺点”看成其特点，有针对性地摸索出小企业信贷技术体系，解开了融资难的症结。
台州银行实施的小企业信贷技术体系概括为16个字：“下户调查、眼见为实、自编报表、交叉检验”。该行副行长陈剑敏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强调客户经理与小微企业客户当面接触，以‘脚勤’来多方位获取客户软信息。客户经理还要将企业财务信息自编财务报表，并根据其经营规模，采取不同方式对各种信息进行交叉检验。碰到个体经营者甚至会要求其当场清点收银台或钱包里的现金，以验证营业额。通过这番深入细致的了解，客户经理就能确定贷款。”
2008年以来，台州银行持续加大向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数量，保障小微企业客户资金链不发生断裂。截至目前，该行有贷款余额的小微企业达6万多户，户均贷款余额为46.5万元，其中500万元以下贷款客户占99.5%，贷款金额占比84.9%。
去年3月成立的泉州农商银行是一家注册资本金为6亿元的小银行，从诞生之初就把小微企业信贷作为一项战略业务，创建村镇银行事业部、社区银行事业部等管理模式，各事业部内设了综合管理中心和业务发展中心，实行独立的风险定价机制、成本核算机制和信贷审批机制，为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个体经营户、种植养殖户和家庭作坊户等5类人群提供“一对一”金融服务。同时，打造灵活的微贷模式，从申请到提款，最快仅需3天，贷款金额5000元到50万元不等，期限为3个月到3年。
泉州地区民营经济活跃，制鞋、纺织、建筑、制造等行业较为发达，钢材、有色金属、矿产品等大宗商品交投活跃，生产、贸易型小微企业众多，有较大金融需求。泉州农商银行针对这类小微企业资金需求大、周转速度快、可担保资源少的特点，创新推出了控货融资业务，通过量身定制、灵活多变地组合授信方案，盘活企业库存资产，为众多大宗商品贸易企业或以此为主要原材料的生产企业解决了资金需求的燃眉之急。“我行控货融资业务去年底刚一推出，就受到了广大小微企业欢迎，截至今年2月，控货融资品种授信总额已达1.1亿元。”泉州农商银行行长兰可雄说。
小微企业“短、小、频、急”的贷款需求，决定了为其服务的银行须实行“人海战术”。以台州银行为例，业务营销人员占全行员工人数40%以上，是一家典型的“劳动密集型”金融企业。
“大银行客户经理为大中型企业客户服务模式难与小微企业客户需求吻合，我们很难从外部引进合适人才，绝大部分员工都需自己培养，而建立一套强有力的培训机制，将直接增加银行的人力成本。”陈剑敏认为，随着小微企业客户数量的不断增长，银行营销队伍将不断膨胀，人均创利水平也将触及天花板，这是服务小微企业银行发展过程中难以绕过的一道坎。
可复制率与“走出去”受限
小微企业信贷不仅可以做到高效率，风险也能控制在较低水平。泉州农商银行去年首批授予40个基础条件较成熟的社区“信用社区共建单位”的称号，通过加强社区联系，建立居民及企业、商户信用档案、评分表等，给予主动、批量、快捷授信。泉州农商银行董事长黄斌为本刊记者介绍说，这种做法提高了银企沟通服务效率，使银行营业网点成为小微企业家门口的金融“便利店”。
台州银行贴近客户设立营业机构，采取了“信贷审批关口前移、严密后台监控、强化问责”的信贷管理原则，将信贷审批权最大限度下放到营业机构，现在该行84%的信贷业务在一线营业机构完成审批，99%的贷款在分行层级审批结束，保持了贷款审批的高效率。陈剑敏介绍说，台州银行近5年来不良贷款率始终低于1%。即便是2008年持续受到金融危机影响以来，该行在加大对小微企业信贷支持力度的同时，仍保持低风险水平。
2010年以来，台州银行先后在浙江舟山、杭州、温州等地设立3家分行，又在北京顺义、深圳福田、江西赣州等地发起组建了7家村镇银行，这些新设立的分支机构和村镇银行均成功复制了台州银行服务小微企业的商业模式。
“目前，小银行‘走出去’进行跨区域机构设置，仍然会遇到诸如地方保护的限制和障碍。”陈剑敏说：“由于台州银行专营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走出去’设置分支机构能够为更多的异地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这符合我国当前扶持小微企业的基本政策。”
在他看来，“国家在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同时，应出台配套政策措施，鼓励专注于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中小银行进行跨区域发展，让一些成功的商业模式在异地发挥‘鲶鱼效应’，推动当地银行服务小微企业融资效率，提升当地整体的金融服务水准。”
本刊记者采访了解到，“鲶鱼效应”在台州当地已有验证，由于有台州银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等一批小银行机构的存在与充分竞争，台州地区银行业为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情况总体上良好。
扩大信贷与指标束缚
部分银行为小微企业在提供更多更好的信贷服务过程中，仍遭遇了信贷指标的困扰。
泉州银行是一家服务中小企业相对较多的城市商业银行，其贷款户均规模在200万元左右。“去年，泉州许多小企业出现了贷款难，我行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受信贷指标约束，我行发放年度贷款数额仅达到存贷比69%时，就已用完了指标，而与相关政策规定的商业银行存贷比可达75%的上限仍有一定的资金可继续放贷。”泉州银行副行长赖建军告诉本刊记者，“在信贷规模控制上，放开服务小企业的银行机构，其实金融风险很小。压制了我们，小微企业反而损失会很大。”
赖建军给本刊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银行机构可以根据存贷比上限进行贷款发放，泉州银行去年还有10亿元贷款资金，这一数额对整个银行系统的信贷规模影响微乎其微，但如果可以放出来就可以救助上百家的小微企业，而这上百家企业的生死存亡不仅关系着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稳定，更关乎数千个家庭的生计与幸福。”
“一些大银行往往有用不完的贷款指标，而小银行却为指标不足而烦恼。”陈剑敏说，“小微企业资金日趋紧张，导致专门为小微企业提供服务的银行吸收存款更加困难，缺少信贷资金来源问题突出。而监管部门对银行采取了存贷比例控制和贷款规模指标控制双重手段，受限于信贷规模，我行一部分客户贷款申请不得不被压缩，甚至被拒。这是我行不愿意看到的，但又无法解决。”
黄斌表示，目前小微企业经营陷入阶段性的困境，小银行贷款回笼相对困难，而贷款需求又在激增，总体银行存贷比例却偏高。他建议监管部门在信贷规模控制中，采取区别化对待措施，在保证银行控利总体经营风险的同时，适当给予政策倾斜。同时，应允许专门服务小微企业的银行吸收同业存款作为存款来源，在资本充足率等监管指标符合要求的前提下，计算存贷比例时可以把同业存款纳入分母的存款来计算。
黄斌还认为，推动专注于服务小微企业的优质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上市，也是扩大多层次资本市场对小微企业服务覆盖面的现实途径。目前，我国一批大中型银行已通过上市获得长足发展，但与小微企业联系最紧密的城商行、农商行的上市问题尚未获得突破，如何合理设定城商行、农商行的上市择优条件，宜尽快研究解决。□
温商信用盛衰启示录
“现在我们出去做生意，不管是海外还是省外，交易方都要求现金结算，企业经营成本大幅上升，有些时候比出口需求疲软还可怕”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商意盈来建强王攀
从改革开放之初民营经济发展的“领跑者”到“炒”房、“炒”矿、“炒”大蒜的“始作俑者”，再到企业债务危机的“跑路者”，在去年以来显现的民营企业债务危机中，温州商人的信用似乎再次降至“冰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追踪采访了解到，与20多年前温州鞋子一度成了假冒伪劣代名词不同，此次“信用口碑”下降背后，是缺失规范的民间借贷过度膨胀。温商信用盛衰再次警示：商人无信不立，借贷无法不正。
信用重创
去年以来，由温州老板“跑路”或自杀导致的企业关闭停产事件共达140多起，企业债务危机成为这个“中国民营经济发祥地”的阴霾，并挫伤了温商的信用，企业、银行、中介机构三者之间不信任情绪弥漫。
“信用”二字曾给温商留下过深刻教训。1987年8月8日，在杭州武林门广场，5000多双劣质温州皮鞋被一把大火销毁，这给温商敲响了警钟，开始探索商业诚信建设。经过20多年的卧薪尝胆，温商信用不断攀升。一位温州商人告诉本刊记者，温商信用达到最高峰时，只要凭一张温州人身份证即可拿到数百万元甚至数千万元的银行贷款。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温州新盈鞋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长康说，现在，温州人自改革开放之初建立起来的民间诚信有顷刻之间被摧毁了的味道，“以前如果哪家企业差几百万元，企业家之间都会互相借，一个电话过去就把钱给你打到卡上，现在谁还敢啊？而且银行、担保公司信贷条件更趋苛刻，连一度活跃的民间借贷也濒临停滞。”
在经营外贸皮鞋生意的温州商人蒋林德看来，温商“信用口碑评级”的下降，使得资金流本来就紧张的企业经营雪上加霜。他告诉本刊记者，“现在我们出去做生意，不管是海外还是省外，交易方都要求现金结算，企业经营成本大幅上升，有些时候比出口需求疲软还可怕。”
温州商人的这一说法在远在千里之外的广州商人处似乎也得到了印证。广东瑞洲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华忠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与温商打交道，他认为，相比于那时的言而有信，现在温商让人不敢轻信。
他举例告诉本刊记者，公司此前向温州一家知名制鞋企业出售了几台机器设备，到了约定付钱的时候，对方总是以各种理由拖欠，6万元钱被拖欠了8个多月，最后还是以锁定机器的强制手段进行收取，“现在我们要求合作的温州企业都用现金交易，否则生意做了也是白做。”
相关专业人士分析认为，内部资金流量不足导致债务危机，外部贸易方现金结算的要求，对温州企业形成“内忧外患”的局面，导致更加严重的资金压力，企业主动被动违约情况增加，又再次加剧了信用下降，形成了恶性循环。
“熟人经济”过度膨胀
从20世纪80年代起，温州商人开风气之先涌向全国，时至今日，270万家温商企业在世界各地“遍地开花”。温州企业起步之初几乎都离不开建立在“熟人社会”基础上的民间借贷，并一定时期发挥着“金融主渠道”的作用。
在“人人参与民间借贷”的温州，企业“跑路潮”发生后，民间借贷双方之间的诚信关系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经济学教授史晋川向本刊记者分析说：“应该看到，民间借贷通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
他认为，传统的民间借贷在使用过程都处于一个比较密切的关系中，是熟人社会中的“人格化合约”执行方式，是能够比较有效地监督资金使用者的资金使用行为的，风险较小。而现在的民间借贷资金提供者和需求者信息交流越来越不对称，导致传统的“人格化合约”执行方式几乎无法执行，这是导致民间借贷纠纷大规模爆发的一个原因。
对此，浙江省银监局副局长傅平江进一步为本刊记者分析说：“民间借贷由于本身的自发性和缺少健全管理制度，其中隐含的风险非常大。如果没有控制好或者监管不到位，容易演变成高利贷或者非法集资，造成极大的社会危害。”
寻求制度突围
“有的温州企业家跳楼自杀正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信用，这种惨烈的方式不可取，但这恰恰反映了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说，温州一定会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奋力开创民营经济发展的新境界，使之继续走在全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前列。
作为危机应对的快速反应举措之一，2011年11月8日，温州市委、市政府宣布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温州地方金融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明确在鹿城区试点组建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并开始申请“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引导民间资金“阳光化”。
温州市委、市政府的积极“救市”增强了企业家的信心。在去年发生的老板“跑路潮”中，负债12亿元、被称为温州“眼镜大王”的温州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跑路”引起社会强烈反响，20天后，他重返温州，决定承担债务、重振企业。
胡福林涉足的除了眼镜业，还有太阳能光伏，因为过大过快铺摊子，导致资金链断裂。“这几个月心里很苦，希望能对债权人有个交代。”他说，自己希望信泰集团的重组能成为一个标本，企业家必须专注实业、稳健发展，政府要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傅平江说，企业老板自杀、“跑路”实际上也是一个企业出现经营困难后，法律处理机制和退出机制没有跟上的问题。企业经营成功或者失败都是平常事，该破产就破产，但是过去申请企业破产困难很大的问题就是《企业破产法》的规定比较原则，条法解释不具体，相关条件难以认定。应该尽快发布实施细则，避免企业家“跑路”或者自杀等极端行为。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说，引导民间资本“阳光化”就应该破除以地缘、血缘、亲缘为基础的“熟人经济”，建立健全“规矩经济”，允许民众合法放贷、合法收息，要做到这一点，就应该尽快出台《放贷人条例》，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同时对非法借贷严加监管，让民间借贷的“沙漠”变成“绿洲”。
“温州企业倒闭频发也说明了企业经营模式存在问题。温州企业以低、小、散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融资模式多为债务融资，这在企业发展初期可能适用，但是不可避免的是财务风险很大。温州企业要发展新业务，要转型升级，就应该选择股权融资，不但可以减少风险，也可以迫使企业尽快从家族制企业向现代企业过渡。”曹远征说。□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