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前不久，我去台北参加了一次有关“中国模式”的国际会议。近几年大家都在谈中国模式，国际上人们对中国模式也非常感兴趣，中国模式到底什么意思？在这次会议上，一位来自美国南加州大学的教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你们既然在讨论中国的崛起，那么中国崛起的标志是什么？”他觉得更重要的是中国能否为世界提供另外一种文化选择，这种文化实际上除了现在主流的欧美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之外，中国的文化又是怎样的？这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文化产业方面的东西，是中国能不能提供另外一种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跟西方不一样。中国文化并不是去取代西方文化，而至少可以用另外一种体系供人们选择。我想这个问题并不是这位教授一个人提的，也是有很多人提的。

　　中国的文化崛起

　　关键要回答三个问题

　　关于中国的文化崛起，我认为，至少可以涉及三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第一，中国需不需要文化崛起？

　　中国需不需要文化崛起，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在讨论中国崛起的时候大多数强调的是经济崛起，但是现在很多人也开始涉及到文化方面。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六中全会的主题就是讲文化建设。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没有文化的崛起，单一的说经济的崛起并不是真正的崛起，大家这几年都在批判GDP主义，因为GDP只是其中一个指标，并不能涵盖其他方面。根据经济学家Angus Maddison的估算，在1820年，中国的GDP就占到世界GDP的三分之一还多，是世界GDP单一最高的一个国家。从现在的角度来说，这不能不说是大国的象征，1820年的中国就是世界上最大国家的象征。但是很可惜的是，到1840年的时候，中国就被英国打败了，发生了鸦片战争。当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在内的西欧8个国家的GDP，只占世界GDP总体的12%，中国占了30%多，而日本是3%，美国只有1.8%，所以中国是很高的GDP，但很难说是一个很大的强国。

　　那么中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传统的文明古国，为什么在新兴国家面前不堪一击呢？在西方来到中国之前的很长时间里，中国有很先进的政治体制，尽管中国传统的皇权体制和世界上的其他帝国差不了多少，但是中国的文官制度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可这个体制一旦遇到近代西方的国家体制就变得不堪一击。传统中国皇权尽管理论上非常集权，但实际上往往是无比分权，是统而不治，我们经常用“天高皇帝远”来形容这个体制。皇权主要是维持皇朝以及为皇室服务的，所以尽管当时中国拥有那么高的GDP，但是这些资源并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转化成为政府能力，尤其是军事能力。而英国不一样，当时的英国所拥有的是一种全新的国家政权形式，也就是主权国家，这是一种高度集权的国家政权，在这之前英国所拥有的也是经济分散的城堡政治，所以军事政治消灭了城堡政治，国家政治权力才能集中起来。尽管当时英国的GDP并不算高，但是国家能够有效动员资源和使用资源。

　　我们要知道西欧国家的崛起为什么会产生？西欧国家近代会崛起是西欧理性文化崛起的产物。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最初源自地中海地区，逐渐容纳了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世界先进文化的文化，它是一种非常开放的文化。我们现在经常说西方国家很强大，这个政治体制怎么来？这不是天上掉下来，而是整个文化崛起的产物。我们可以看到西欧国家在15世纪以后，不断产生着有利于中央集权制度建设的政治文化。尤其对英国来说，英国是海洋国家，英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发展“自由贸易”理论。很大程度上说，如果当时英国的船坚炮利是其硬力量的话，那自由贸易就是它的软力量。这一点英国人跟美国人不一样。美国所谓的软力量就是民主自由，英国的软力量是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到今天为止还是西方国家非常强大的软力量，在很多方面并不比民主自由差，反而更强。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文化崛起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会过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今天强调文化崛起和文化创新，我觉得确实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第二，中国需要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吗？

　　我们需不需要创造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很大程度上，我觉得中国五四运动以来，较长时间内是要消灭自己的文化。当时人们看到西方的崛起是文化掘起的结果，因此，认为中国如果要强大起来就要学西方的文化，消灭自己的文化。在亚洲，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去日本化”而“欧化”。中国共产党接受的是马克思和列宁主义。我觉得这也符合当时的历史现实。欧洲是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已经到了很高的水平，人们向往这种文化，但它很难落实到发展中国家，所以，以苏俄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文化的崛起，对于落后的国家来说是比较合适的，对中国也是比较合适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是接受了苏俄文化，尤其是在政治上。

　　最近几年，人们讨论最多的是普世价值观。觉得中国人只有接受普世价值和西方价值，中国才会崛起。提出这样的问题本身是错误的。西方近代文化的崛起本身就是吸收了很多非西方的文化，所有文化或者文明，因为都是人类社会创造而积累起来的，所以都存在有普世性的东西。西方文化是有普世性的东西，中国文化里面也是有普世性的东西，把西方等同于普世这并不科学。

　　的确，自近代以来西方的文化一直是占据强势地位，但这并不说明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没有相关性。在形式上日本是接受了西方的制度，但是理念和规则还保留着浓厚的日本传统，可以说日本是西方形式和日本传统都结合得很好的国家。同样中国在文化上的成功也并非是照抄照搬了苏俄模式，也是对苏俄模式进行了一些改造，也就是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何一种文化都是长期历史演进的产物，它可以变化但不可以取代。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化可以取代另外一种文化。

　　所以回到前面美国教授提的问题，我们可以说中国需要一个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文化，如果中国单纯接受西方文化，那中国就不能说是真正的崛起。

　　第三，中国能够创造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吗？

　　第三个问题更难回答，那就是我们基于中国文化之上，有没有能力创造一个和西方不同的文化，但又可以成为除西方文化之外另外一个可选择的文化？我觉得产生一种文化比较容易，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文化，有一些文化比较强势，而有一些文化比较弱势，强势的文化比较容易让更多的人接受；而弱势的文化它的话语权就比较弱，甚至没有话语权，也不为人所接受。

　　中国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不能说中国没有文化，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化的古国，在历史上中国文明曾经也为西方文明做出很大贡献，我们常常说四大发明，这对西方人的影响当然很大。即使是在思想和实践领域，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东亚地区，我说两个例子。

　　例一，中国的文官制度。传统中国有最庞大也最有效的文官体系。建立帝国的是武力，但是统治帝国的是发达的文官体系。天下是皇帝打下来的，国家的所有权属于皇帝，但是治理天下的职权或者是相权是向社会开放的。中国发展出了一套中央集权式的考试制度来录用官员。这跟西方历史上的家族统治构成了鲜明的对照，西方引入了中国式的文官制度。西方也经过帝国时代，但并没有发现类似于中国的文官体系。西方从近代国家的产生到后来民主政治的转型和运作，如果没有引进、学习这种文官体系是不可想象的。

　　例二，中国传统的“有教无类”的思想。“有教无类”是儒家提倡的思想，对中国的儒家来说，人只有两个区别，就是“接受过教育”和“没有接受过教育”之分，而每个人都是可以“被教育好的”。西方传统教育制度是精英教育制度，能够接受教育的是贵族和富裕家庭的子女。在近代之前，教育的权力在西方社会是被极少数人垄断，你看到尤其是欧洲，以前受教育的是非常少非常少的一部分，而中国的“有教无类”的思想对西方国家最后的大众教育影响非常大。

　　当代的中国情景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从正在进行的所谓中国文化“走出去”开始说。就是说以前中国文化确实走出去了，对西方文化产生很大影响。现在怎么样？随着经济的崛起，中国感觉到文化软力量的重要性，因为没有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其它方面的“走出去”已经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比如中国的企业要走出去往往被视为是对外在世界的威胁。军事现代化被视为对世界安全的威胁，所以现在中国正在造航母，大家会感受到威胁。但是美国的航母开出去，反响没有那么大，为什么？我个人以为，如果你有硬实力的崛起但是没有文化的崛起，人家看不到你航母背后的意义，那大家就会感觉到害怕。

　　这些年来中国正在努力地把中国文化推向国外，包括孔子学院和媒体走出去，那么这些项目的国际命运又是怎么样呢？大家认为，中国文化需要走出去，但是还不清楚哪些文化要走出去，比如我们厂家和商家要做推销，你要推销产品的话，你就要有策略和包装，让人们改变对你产品的认识和增强对你产品的认同感，但是无论如何首先要有高质量的产品，如果你产品质量低下，那你营销再好也无济于事。一句话，中国没有自己的文化知识产品，没有自己的话语权。西方从中国的传统中学到很多，并在很多方面大大超越了中国，中国很难再依赖传统来推销自己。

　　我觉得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一推销就是推销我们的古人，这个做得不太好。不求进步，光想在传统中找些什么，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更为重要的是，传统已经解释不了当代中国，传统肯定是会传承，但今天已经不再是传统文化的中国了，现在的中国跟传统的中国已经不一样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变，这要我们来建设新的话语体系，没有这些新的努力，一种新的文化也是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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