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形象是在不断变化的，文字需要我们不断进行重新阐释

　　编者按：2011年11月27日，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主办的“中国影响——2011论坛”文学专场在清华大学举行。著名作家莫言、李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和意大利驻华使馆文化处翻译家李莎分别就“文字里的中国人——现状与建设”这一主题发表演讲。

　　本次活动由环球资讯广播和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清华大学学生会时代论坛、时代华语出版公司和凤凰网读书会共同承办，本报记者、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主持人邱晓雨主持。

　　文学的最高理想是写人

　　莫言：这次的题目非常宽泛，“文字里的中国人”。文字既包括中国文字，也包括外国文字，既包括中国的文学作品，也包括外国的文学作品。古往今来，我想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里到底出现了多少中国人的形象？真是一个难以统计的数字。但是就像刚才大家讲的一样，记住的还是那些特别典型的人物形象。讲到中国文学里的中国人，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鲁迅作品里的孔乙己、祥林嫂、阿Q。由此可见，一部小说写得是否成功，我们应该看它否写出让人过目难忘的，在过去作品没有出过的人物形象。

　　至于我为什么长期写农村题材，因为我在农村生活了很多年，对农村很了解。正像整个社会都在发生变化一样，正像我们城市和乡村在逐步缩小距离一样，文学里农村文学和城市文学界限逐渐不清。文学不是写城市的，也不是写乡村的，也不是写苦难的，它根本讲来是写人的。写好人我觉得就实现了最高的理想。

　　陆建德：我觉得外国人怎么看我们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怎么创作自己。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作家走向世界的很少。在外国人看来，中国是没有文学的国度，中国作家一定要生活在纽约、伦敦、巴黎才有一些优势，才值得翻译介绍。现在不是这样了，不少外国出版界人士对生活在中国的作家非常感兴趣，他们突然发现了一个如此丰富的世界，与预想的完全不一样。现在中国作家处理各种话题，不管是性、民生还是历史政治，都持一种探索、开放的态度，大胆程度远远超出了外国汉学家的想象。所以这点上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惊喜。

　　中国人的形象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千万不要觉得文字写下来了就是固定的。文字写下来的东西，需要我们不断去进行重新阐释、重新发现。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在突破自身，通过跟后人也就是一代接一代读者的对话，变得更加丰厚。

　　社会变化快，也非常微妙

　　陆建德：前两天我碰到一件小事。小区一位业主在溜狗时好像在责骂那条狗，做出要打它的手势，路边一位中年女性清洁工大声干预：“不要打狗！”我一听非常震惊，这是我们社会里非常新的东西。

　　记得在1969年，邻居家男孩养了一条小狗，居民区不让养了，男孩父亲就把那条狗打死了，然后就烧了一锅狗肉，还让邻居分享。我现在想到这事特别不安，当时那个男孩眼睛哭得红红的，这件事对他的伤害太大了。然而那时我们对暴力和残忍不是很敏感，这是可悲的。如果现在写这故事，会有与原来完全不一样的视角和感受，自己也是有责任的。鲁迅的《伤逝》中，子君养了一条狗“阿随”，生活条件不好，涓生就把“阿随”扔到野外去了，子君非常难受。过了好些日子，子君已离开涓生，“阿随”自己又找回来了。这时涓生决定换个居住的地方，再次抛弃“阿随”。鲁迅先生是不是对此很敏感呢？如果不敏感的话，这背后又说明了什么？如何重新审视涓生的行为呢？不论是写评论还是重写《伤逝》，我们就展开了与鲁迅先生的平等的对话。中国当代作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那就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感受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也是非常微妙、深刻的。要捕捉并创造性地反映出这样的变化并不容易。

　　李洱：陆老师讲的狗的故事，引起了我的一些想法。河南三门峡富人的别墅区曾发生一起凶杀案。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养藏獒的、养德国黑贝的业主被杀了，而养中国土狗的没有被杀。警方进行了调查，最终抓到了凶手。凶手做出的解释让人震惊。他说狗现在已不把自己当狗了，狗已经具备了一种深刻的自我意识。就是说狗在中国，当它被当作商品，一代又一代被人买来卖去的时候，它已经成了尊贵的商品了，最后它认为自己也成了商品。在商场买小狗时，买主要在拴狗的链子上敲三下，然后狗的忠诚就瞬间改变了。所以，当这些凶手去杀人时，他们在狗脖子上敲三下，这些狗就认为在别墅里酣睡的主人把它们卖给这些凶手了。所以在杀人的时候这些狗就不叫了。而那些土狗不一样，你把它的内脏取出来还会发出嚎叫。

　　当我知道这个故事时非常非常震惊，狗非常聪明，在一代一代的传承过程中，慢慢地狗有文化了，这个过程我觉得可以说明中国目前现实的一种非常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我觉得确实超出了人的想象。

　　悲悯文化和强大文化

　　陆建德：清洁工说不要打狗，这里有悲悯和关怀。曾经有一个英国作家批评动物的活体解剖。他说，动物在我们面前是弱者。我们如果对弱者是这样的话，那么有一个种族比我们高级，也可以将我们活体解剖。这实际上牵涉到怎么看弱者的问题。跟原来比，我们的社会还是有了很大的不同，可以说是进步，媒体开始关注弱者，作家也通过作品让大家认识到很多复杂的问题，而不是遮掩问题，这是可喜的。我们现在可以讨论的话题十分宽广，深度也相当可观。

　　莫言：前不久我参加了纪念狄更斯诞辰200周年的活动。我记得他的《双城记》开篇有一段话：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前苏联作家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结尾处也罗列了一些对立、矛盾的话语，也是描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两个作家关于他们时代的矛盾的叙述完全可以移植过来，用来描述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像杜甫所描述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看到城里人想到乡下去、乡下人想到城里来。我们看到，有的人因住的房子太多而发愁，有的人为买不起一所蜗居而痛苦……这种对立的矛盾的现象比比皆是。对于作家来讲，社会上发生的许许多多、林林总总的现象，确实令他眼花缭乱。但我想，记录这些现象并不是一个作家的职责，真正的写作还是要排除种种迷云浮雾，看到社会真正的内核和本质。

　　对于一个作家来讲，你可以偏执，可以有明显的立场，但在写作时应克服这些，站在相对高的地方来看待这个社会。我们当然要同情弱者，我们当然要同情穷人，但是富人是不是人？我们一看贪官来就咬牙切齿，但是我们站在一种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不这么简单，贪官是不是人？我们对他们这种愤恨的，要处以极刑之极刑的情绪，是否符合所谓的普适价值？作为一个愤青，在网上怎么发泄都可以，都不过分。但是作为一个作家，也把这样一种愤青情绪移植到作品里去，势必会大大影响作品的艺术价值。

　　面对世界作家犹如孤儿

　　李洱：我经常说一句话：曹雪芹如果生活在这个时代，不可能成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曹雪芹。他可能会比我伟大，但可能不会比莫言更伟大。这个时代产生不了《红楼梦》。为什么呢？在曹雪芹那个时代，整个中国文化发展到滥熟地步，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就像贾府门前的石狮子一样稳定。那个社会也在发生变化，但是远远没有我们今天社会发展的变化如此剧烈。在那个时代，世界已被赋予某种形式感，这种形式感几乎天然地进入了曹雪芹这些人脑子里，他把它写了下来。

　　《红楼梦》为什么没有写完？因为曹雪芹遇到了一个大问题，他不知道贾宝玉长大之后怎么办。让他像他爹贾政那样一样当官吗？贾宝玉不愿意。让他当和尚吗？曹雪芹不愿意。那么对以前的中国男人来讲，他要么当官，他要么当和尚，如果这两条路都走不成，他怎么办？曹雪芹无法回答，无法给自己心爱的主人公解决问题。当然还有一条路，让贾宝玉走西门庆的道路，贾宝玉不愿意，曹雪芹更不愿意。也就是说他无法写出具有非常丰富的文化素养的这样一个人，他长大之后如何面对世界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留给谁？在我看来曹雪芹把这个问题留给了当代作家。就是说，当中国作家吸取西方文化，吸取中国古典文学，对各种各样资源进行综合之后，他必须让他的主人公面对这个如此复杂的世界。这个世界所有的作家，无论是西方作家还是中国作家，从来没有给中国当代作家提供一个摹本。所以中国当代作家在面对这个如此复杂变化的世界时，我认为他犹如孤儿。

　　写作因此变得困难重重，困难之大远远超过曹雪芹，超过卡夫卡。我们都知道卡夫卡的《城堡》也没写完。卡夫卡留给西方作家的问题是，主人公进城堡之后怎么办；而曹雪芹留给中国作家的问题，是贾宝玉长大后怎么办。中国作家对这个问题只能陷入漫长的、痛苦的思索。目前没有答案。

　　随感

　　诞生伟大文学的土壤

　　莫言指出： 我们这个时代确实是一个波澜壮阔、空前绝后的时代，这样的时代为作家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人的丰富性得到了最强烈、最集中的表现。就是说具备了产生伟大作品的物质基础或资源基础，剩下的我想就是作家的胸襟、气度和才华了。过去我们经常听到老作家抱怨，他们没有写出伟大的作品，因为时代外部政策的限制。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从自己身上来找原因，你不能怨这个社会没有给你提供条件，应该怨自己。

　　陆建德表示，巴尔扎克写法国社会写得那么好，是因为他不自怜自恋，以一种超越小我的精神(即“非个人性”)观察、分析他所身处的社会。这种态度也体现于不少当代中国作家身上，“因此我相信会看到伟大的文学问世”。

　　海外视点

　　文化定型的重要意义

　　李莎女士从1995年起就一直在意大利驻华大使馆文化处工作，2002年开始业余时间翻译中国文学作品，译作包括：莫言的《檀香刑》、《生死疲劳》，阎连科的《为人们服务》、冯华的《北京一夜》等。2009年她因翻译《生死疲劳》获意大利普罗契达-艾尔莎·莫兰黛翻译奖。

　　在发言中，她谈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品牌的塑造，主要取决于他们在国外的形象和在别人脑海里的一些文化定型，虽然这个定型并不一定是其本来面貌。比如说，人们看她是意大利人，普遍就想这个人爱吃匹萨、比较时尚、爱看足球。不过文化定型也可以成为他人眼里的有利符号，好多西方人就是因为羡慕亚洲的形象，在拼命地研读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她认为文化定型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品牌塑造是很重要的，其形象影响大众的消费选择、项目投资选择，也影响所有人的看法及爱憎立场。

　　李莎说：“莫言老师的杰作《檀香型》就是原汁原味的中国制造，里面充满了中国传统生活的一些印象和声音。它是一幅富丽堂皇的中国壁画。像莫老师这样已到达了事业顶峰的作家选择了寻根，这就更加确定了大家公认的想法，中华民族的文明是无比的。作品给国内和国外的读者提供了一种对待历史和国际的新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