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创新为什么重要

　　当前有关中国模式、中国政治体制优劣以及改革方向等的讨论存在很大争议。有分析指出，这种争议的存在是因为评论各方所采用的理论和评价体系不同，并指出当前中国许多学者受到西方价值和理论体系的深刻影响，“很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脱离中国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于中国而言意义何在？

　　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的讲话中，对理论自觉、理论自信、理论创新等问题进行了有力回应。他概括和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进程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充分肯定这两大理论成果对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大意义，强调了正确认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并对理论创新提出新任务、要求。

　　改革开放30多年，是催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创立并形成科学体系的历史进程。“七一”讲话进一步明确提出，“经过90年的奋斗、创造、积累，党和人民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的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论断是对我国在实践基础上理论创新的最新凝练和概括，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为我们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这次讲话当中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方向、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始，我国的社会主义就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概念的提出和内涵的界定，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制度创新领域丰富实践成果的科学总结和理论提升。

　　“七一”讲话多处讲到了理论创新的重要性。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看，虽然理论的源泉是实践，发展的依据是实践，检验的标准也是实践，但是科学的理论一旦产生又可以指导实践更好地发展。从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程和我国的经验看，有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特别是有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的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我们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才从胜利走向胜利。从苏联巨变的教训看，原来执政的党之所以失去了执政地位，无疑有经济上、政治上、组织上等多方面的原因，但突破口是理论上的，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出了问题。理论混乱了，舆论混乱了，结果，苏联共产党加快瓦解。

　　那么，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应如何创新呢？理论创新首先要紧紧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国的实践是非常丰富的实践，在拥有十三亿人口、原来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大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是前无古人的实践。要选择实践中提出的重大问题进行战略性、前瞻性研究，要及时回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新课题。这是理论创新的根本方向和源泉。

　　同时，理论创新要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深入研究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重点抓住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永葆科学理论的旺盛生命力。

　　(作者为南开大学原副校长、经济学教授)

 

　　直面考验：不仅要勇气更要智慧

　　领导干部要控制好欲望的底线，防止成为欲望的奴隶，这样，才能在制度尚不健全的时候，仍然能够做到“梨虽无主，我心有主”

　　为何突出强调忧患意识

　　讲话精彩语录

　　“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

　　公众关切：近年来，老百姓“仇官仇富”的情绪越来越浓，反映了很多问题。纪念建党90周年，在“给共产党打高分”的舆论叫好声中，坊间也有议论——中国共产党是否还能成功执政90年，这种反思和质疑，值得深思。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直面问题和挑战，充满了强烈的忧患意识，获得了各界高度评价。

　　经典论述：“两个务必”——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党要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不懈反对腐败

　　执政前，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执政后，曾经战斗在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一个老党员发现：有时“种子”不是落到“土地”里，而是落到“温室”里。新形势下，16岁起跟随刘志丹、毛泽东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延安市富县县委书记、延安地区行署副专员的曹志谦老人说：土地不是那个土地了，种子不是那个种子了。新一代的共产党人有其优势也有其不足，市场经济大潮中的群众，利益分化、思想多元，意识觉醒，维权意识强烈，党群关系更加敏感、更加重要、更加复杂。

　　经受住执政的考验，保持党与群众的密切关系，党必须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第一，疏通利益表达渠道，包括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与多党合作制度、人民来信来访制度等，广泛了解和有效回应群众的意愿要求；第二，善管、善用、善待媒体，架起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早在2008年，胡锦涛就与网友在线交流，并称互联网是“做事情、做决策，了解民情、汇聚民智的一个重要渠道”。目前，互联网信息传播的最新趋势是微博，“官员开博”打开了官民沟通的新局面。第三，提高社会组织化程度，保证人民利益诉求有序、有效和及时表达。第四，建立责任政府，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问题。

　　经受住改革开放的考验，党要提高执政能力，凝聚执政智慧

　　坚持改革开放必须谋求科学发展，强国富民，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否则，正如邓小平所说，就“真是走了邪路了。”经受住改革开放的考验，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这要求党提高执政能力，凝聚执政智慧。

　　发展是在改革中的科学发展。党必须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中国有限的资源如何配置，发展什么，不发展什么，先发展什么，后发展什么，都需要科学决策，否则，落后现实是脱离实际，超越现实也是脱离实际。发展必须可持续，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才能构建起社会和谐，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多元的、充足的动力。

　　稳定是在改革中的动态稳定。维护稳定要求党凝聚执政智慧。动态稳定不否认矛盾，动态稳定是在矛盾统一中保持稳定。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在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社会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但矛盾冲突要适度，过度冲突会导致民众松散，社会各阶层力量耗散，民族凝聚力下降。因此，我们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主动正视矛盾，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全面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

　　提高执政能力，党必须汲取组织外部的力量，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坚持问政于民、问计于民。要把基层一线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基础阵地，使干部在同群众朝夕相处中增进对群众的思想感情、增强服务群众本领，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凝聚群众的创造智慧，扩展党自身的力量。

　　经受住市场经济的考验，党要正确处理利益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立足国情，勇于探索，领导人民逐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利益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利益原则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马克思认为，“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动因，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一般是思想的基础，利益大多决定思想，利益推动生产和生活，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让自己出丑。”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导致利益主体多元化，建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利益调节机制，协调好各利益群体的利益，才能调动各个利益群体的积极性，为经济发展提供多元的强劲动力。

　　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牢牢记住，我们手中的权力姓公不姓私，只能用来为公众谋利益，行使权力要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决不能把权力变成牟取个人或少数人私利的工具。

　　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要求党委政府处理好维护多数人的利益和保护少数人的权利的关系；要求领导干部既要发扬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做好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又要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平衡各利益群体的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平衡好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保证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文明同步推进、持续推进。

　　经受住外部环境的考验，党要树立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

　　外部环境，包括国内环境的变化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党及各级领导干部无一例外面临外部环境风险，即，为了达到国家立法、司法、行政权力行使的结果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目的，社会中的个人或组织可能对相关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进行利益诱惑或施加其他非正常影响，导致官员行为失范，构成失职、渎职或“权钱交易”等严重后果的廉政风险。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没有漏洞，制度越是不完善，外部环境的风险越高。

　　经受住环境的考验，领导干部必须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政治方向和政治路线、政治态度和政治宗旨、政治组织性和政治纪律性、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等方面经受考验，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经受住外部环境的考验，要加强党性修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在“八小时”内外都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生活情趣，尤其是做好欲望管理。人的欲望与现实的差距导致痛苦。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欲望像盐水，喝得越多越渴，因而领导干部要控制好欲望的底线，防止成为欲望的奴隶，这样，才能在制度尚不健全的时候，仍然能够做到“梨虽无主，我心有主”，做到不断地抵制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的拉拢、渗透，以及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侵蚀；等等。

　　(作者为中央党校教授、博导)

　　两大潜在危险与“罗马尼亚悖论”

　　四大危险外，执政党还面临哪些危险

　　讲话精彩语录

　　“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公众关切：近日，围绕执政党面临的“四大危险”，舆论讨论热烈，普遍认为这充分反映了一个执政党的务实态度和直面问题的勇气，但也有观点认为，除了这“四大危险”外，信仰缺失、思想空虚等也是当前执政党面临的严峻问题。那么，除了这些危险，中国共产党还面临着哪些潜在危险？

　　共产党应该是各社会阶层(尤其是工农兵)的先锋队，而不是社会精英阶层的俱乐部。如果听任精英化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以镰刀斧头为党徽的组织，又如何能代表最广大普通民众的利益

　　由于许多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不但认识上糊涂，腰杆子也不硬，所以还需要大讲特讲我们自己体制的优势，破除“(西方)普世价值”的迷思，以促进“体制自觉、体制自信”。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认为现有体制已经尽善尽美了，共产党人可以高枕无忧了，相反，我们认为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我们高度警惕，并不断加以克服。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于党”，反之，如果党不能建设好，中国的事就难免搞砸。

　　除“四大危险”之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共产党可能还面临两大潜在的危险，一是它的规模，二是它的构成。

　　共产党组织的精英化趋势

　　就规模而言，根据中组部宣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10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8026.9万名，相当于欧洲最大国家、德国的总人口。中共党员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已经由1949年的0.83%，1980年时的3.8%，发展到6%。

　　就构成而言，近年来，共产党组织出现了精英化的趋势。在新发展党员中，我们以优化党员结构为名，有意识地大量吸收大学生、研究生、私营企业主、社会名流、专业技术人员加入。目前，中共党员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党员占37.1%，而作为主体的工人农民比例却逐年下降，目前工人的比例已经降至8.7%；农民的比例已经降至30.5%，两者共占39.2%，已经大大低于两者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

　　不仅在党员成分上出现了精英化的趋势，而且，各级领导干部的行为方式也出现了精英化的趋势，一些人与有钱人拉拉扯扯，却对普通老百姓的冷暖不闻不问，严重败坏了共产党的声誉。

　　从党员人数看，不可谓不多；从高学历的比例看，不可谓不高。从正面看，有不少人会为之欢欣鼓舞，以为这是共产党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 天真地认为，“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人数越多，知识、社会、经济精英越多，党的政权就越巩固。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有人十分忧虑，担心共产党已经患上了“虚胖病”和“富贵病”，外表虽庞然健硕，但是内部却信仰缺失、精神涣散。

　　与数量相比，党员的质量更重要。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只有57人，到1945年七大召开时也只有121万人，不足当时中国人口的0.3%，只能算是“星星之火”。然而，尽管党员数量不多，但共产党充满了生机，因此才能“唤起工农群众千百万”，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这凭的是当时共产党员坚定的理想与信念，敢于战斗、敢于牺牲的精神，而不是因为人多势众。

　　谨防“罗马尼亚悖论”

　　先看一个简单的事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前苏联东欧巨变的前夜，这些国家党员占人口的比重都不低，一般在6%以上，其中罗马尼亚是党员比重最高的国家，达16.1%，六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共产党员，但是当时垮的最惨的也是罗马尼亚，政权尚未瓦解，这些共产党员的信念与意志早就先行土崩，作鸟兽散，各奔前程了。

　　在今天的8000万的党员中，有多少党员真正具有共产主义的理想与信念？又有多少党员根本就是不认同马克思主义、不认同毛泽东思想、不认同社会主义的“异己分子”？

　　《党章》总纲说的很清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章》第一章说得更具体：“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由“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组成。这也就是说，共产党应该是各社会阶层(尤其是工农兵)的先锋队，而不是社会精英阶层的俱乐部。如果听任精英化的趋势继续下去，共产党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继续掌握在普遍工农大众手里？这个以镰刀斧头为党徽的组织，又如何能代表最广大普通民众的利益。

　　回头来看，为什么会有党员人数越多，垮得越快的“罗马尼亚悖论”呢？原因很简单，虽然一些人拥有共产党员称号，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都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中国目前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一部分人是投机分子，将入党作为捞取个人政治资本的手段，为的是升官发财、谋取个人不正当利益；一旦潮流有变，他们就变成随风倒的墙头草。另一部分人是混进党内的反党份子，他们说的、干的都完全违背了党的宗旨，明里暗里骂起共产党来、攻击起社会主义来比任何人都凶；一旦天下有变，他们对曾经宣誓效忠的党及其代表的正义事业，不但丝毫不会加以捍卫，反而会弃之如弊履，甚或反戈一击。这两类人，可以说是党内的“坏分子”，是侵蚀共产党肌体的病菌，如果继续容之留之，听之任之，无异于慢性自杀。

　　中国共产党要保持其肌体的健康，一定要切切实实地“从严治党、从严管党”。要瘦身，不要虚胖；要“先锋队”，不要精英党。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只有永葆本色，共产党才能无往而不胜。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责编/艾芸 美编/李祥峰)

　　更多专家解读

　　利益多元化是酝酿四大危险的社会条件

　　这四大危险给管理中共带来的挑战，却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和制度的根源。首先，入党动机多样化是产生四大危险的根本原因。其次，执政党利益多元化是酝酿四大危险的社会条件。再次，制度混乱、执行不力是四大危险延绵不绝的体制缺陷。胡锦涛的讲话中强调“重德”是培养官员的要点；“制度”是管理官员的关键。面对利益多元，加强制度建设才是关键所在。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黄靖

　　精神懈怠危险的警示

　　“七一”讲话把精神懈怠的危险放在第一位，这是从全党整体的风气而言的。如果懈怠之风改变不了，这个党即便现在腐败控制到一定程度上也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全党的整个建设，需要全党的动员能力。这次讲话当中不仅回顾和总结我们的成就，更主要的是面对我们今天的问题。从精神状态上，把精神懈怠放在第一的危险，对全党的警示作用是很大的。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张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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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管理创新首要问题是什么

　　讲话精彩语录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

　　公众关切：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社会变革。有一种普遍的误解，认为西方存在一个完全超脱于国家之外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完全自治而不受政府的管制。这种将公民社会自治当成解决社会管理难题“万灵药”的做法，实际上来自于美国自由主义传统对“多元主义”社会的迷信和崇拜。西方发达国家，其社会管理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如果离开了脉络化理解和比较研究，就必然会陷入认识上的误区，一味奉行“拿来主义”，必然造成“水土不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首要问题是破除对西方社会管理的迷思。

　　究竟什么是优良的社会管理模式，要取决于各种不同的国家社会关系的互动过程。许多发展中国家按照美国多元主义模式建立起来社会管理模式，许多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症状，那种国家失败、社会失序的“弱国家、弱社会”的局面，应该给我们以深刻的警示

　　出现各种类型的社会矛盾运动非但不是什么病态，恰恰正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在传统的政治思维和普通官员与民众的常识中，社会矛盾运动一般都会被视为颠覆性的因素。各级政府官员对此都持谨慎的态度，甚至认为出现社会矛盾运动就是类似文革时期狂热的群众运动式的病态反映。实际上，从人类历史来看，类似中国这种处于巨大转型期的超大型国家，出现各种类型的社会矛盾运动非但不是什么病态，恰恰正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误解的产生在于这种超大型国家的治理，特别是政府经历了从全能型向服务型的转变过程，长时间习惯于以行政思维管理社会的模式，在面临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之时，往往受制于思维的惯性和固有结构的制约而无法顺遂。在这个意义上，创新社会管理应该是一个不断学习和试错的过程，正如胡总书记所讲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在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社会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正视矛盾，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办事，才能不断提高政府执政能力和维护社会稳定。

　　借鉴“西方”经验谨防水土不服

　　近些年来，关于现代社会管理模式的问题，学术界已经对“公民社会”、“治理”这些抽象的理论和概念形成了某种共识，例如认为“多方参与、共同治理”，创新社会管理的精髓，就是政府只是单方面提供公共服务，主要依托社会组织的力量来实现重建社会、达到建立良序社会的目的。实际上这个西方的“舶来品”存在着诸多混淆和亟待厘清的地方。这种源自西方的观念是否符合我国社会的具体国情，建立这种观念之上的模式是否适用于我国社会的具体语境，不仅要看这些概念和模式各自特定的历史脉络和发展现状，还要考虑到这种模式发展的阶段性、历史性、文化特质性，而不能简单地以一般性的话语进行概括。

　　毫无疑问，“创新社会管理，要借鉴国外社会管理方面的有益经验和成果。世界各国的文明史本身就是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历史。对国外社会管理的有益成果，我们要采取‘拿来主义’，以世界眼光认真借鉴吸收，为我所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要认识到，作为先发展的西方发达国家，其社会管理已经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其间的曲折变化，跌宕起伏，如果离开了脉络化理解和比较研究，就必然会陷入认识上的误区。

　　应该注意到，“西方”本身是一个泛指和构建出来的概念，既忽略了欧陆和英美模式的差别，也漠视了欧陆国家内部存在着各自的独特发展轨迹。应该说，西方各国本身的发展也是多元化和多样化的。而若干年来，自西方引入国内影响较大的治理理论，实际上也并非普世性的经典理论。更准确地说，治理理论反映的是英美国家的社会管理模式，进一步说是西方国家遭遇福利国家危机的一次重大的国家社会关系调整的过程。

　　普遍的误解是认为西方存在一个完全超脱于国家之外的“公民社会”

　　如果简单地梳理一下治理学派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我们就会发现：

　　其一，自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特别是实现普遍福利的欧洲国家出现了严重的道德危机和财政危机。英国撒切尔政府首先倡导了新自由主义的国家瘦身计划，大幅削减福利赤字。数年间，一股席卷整个西方的“治理”和“新公共管理”运动将西方国家带到了“后福利国家”时代。治理运动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国家退回到自由主义时代的“守夜人”状态、实现充分的社会自治。而历史的辩证发展逻辑和现实的政治运转不可能是如此简单地倒退，嵌入到西方资本主义的能动社会很快做出激烈的反弹，面对全球化、风险社会和复杂社会中出现的各种矛盾，西方各国出现了严重的“治理失败”和“市场失灵”的现象，针对治理失败的“善治”和“元治理”理论呼之欲出，其主要观点就是“把国家找回来”，强化国家的协调能力来匡正社会的失序问题。

　　其二，从西方国家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格局来看，普遍的误解是认为西方存在一个完全超脱于国家之外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完全自治而不受政府的管制。这种将公民社会自治当成解决社会管理难题“万灵药”的做法，实际上来自于美国自由主义传统对“多元主义”社会的迷信和崇拜。什么样的国家社会关系，就决定了各自国家的社会管理格局，毋庸置疑，建立在多元主义之上的国家社会关系可能更适合美国的社会管理模式，但即便如此，作为政府社会管理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在诸如卫生、医疗等领域的社会管制能力仍然是十分强大的 。

　　其三，欧洲的许多国家并不赞同美国式的多元主义，而更多地采用了统合主义的国家社会管理模式。统合主义模式认为美国的社会管理模式过于强调自由竞争，从而导致了利益集团之间权力分配的不均衡，一部分团体权力过大而优先在公共政策层面反映了自己的利益，而弱小的团体则因动员和行动能力的差异而被排斥在外，这就导致了不同利益无法得到有序的集中、传输、协调和组织，需要国家通过有序的整合有效地实现利益的表达和协调。

　　西方国家的社会管理模式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变革过程，不能片面地割裂历史来考察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认为只要社会自治，国家最小化，社会就安定和谐了。此外，全面考察西方社会管理模式，则会发现西方各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各种差异。究竟什么是优良的社会管理模式，要取决于各种不同的国家社会关系的互动过程。撇开发达国家不论，在美国模式输出的过程中，许多发展中国家按照美国多元主义模式建立起来社会管理模式，许多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症状，那种国家失败、社会失序的“弱国家、弱社会”的局面，应该给我们以深刻的警示。

　　因此，从中国自身的国情出发，以国家的统合与协调的方式，不断地构筑一个良性的国家社会互动的格局，形成一种国家与社会互强的局面，才是我国社会管理模式的有效选择。在这个过程中，建立有效的沟通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制度化渠道，有效地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动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不断增强国家的协调能力，引导社会组织有序参与，防止出现混乱和失序的局面，才是今后中国社会的正确选择。

　　(作者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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