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悬崖上的官员
越来越多的基层干部，在自杀后被解释为"抑郁症"。究竟中国基层官员的压力从何而来？他们的心理状况如何？也许，健康的制度才能决定健康的官场生态，也只有健康的官场生态才能建立健康的官员心理
本报记者 廉颖婷
7月12日，河北省邯郸市公安局通报了该市邯山区区长张海忠的死因，称其因抑郁症自杀。
近几年，随着官员自杀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抑郁症”成为大部分非正常死亡官员的盖棺定论之说。
尽管有质疑声，但不可否认的是，变革中的社会各种矛盾突出，给官员尤其是乡镇、县两级基层政府官员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
在官场中长期处于两面人格，无法释放压力，促使官员成为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高危人群。
压力从何而来
2003年8月26日，江西省上饶市市委书记余小平自杀。余小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位在任上自杀的地级市市委书记。
对余小平的自杀，江西省有关领导一方面强调这是个人行为，一方面表示，干部不能一死了之，有问题可以交代问题，有委屈可以反映。
相比普通人而言，由于官员掌握一定的权力和公共资源，因而其承担的责任更大，压力也更大。
综合各种分析，官员自杀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三种：官场人际关系微妙而复杂、官员晋升压力增大；责任政府之下，随着舆论监督力度的加大，官员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受贪腐案件牵连。
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卢汉龙认为，官员自杀的主要原因是压力太大，没有得到释放以及没有相应的心理支持；其次，社会越复杂自杀现象越普遍。
"官员作为公众人物，长期处于两面人格，且并不善于自我排解，从而造成心理矛盾。"卢汉龙分析。
来自工作方面的压力在于，官员问责制度、群众信访、"维稳"工作等，均给官员提出了新的挑战。突发事件、群众信访、官场争斗、工作失误、社会诱惑、家庭责任等多方面的因素往往同时袭来，使一些官员产生焦虑、愧疚、烦恼、郁闷，心理压力倍增。
来自官场政治的压力，主要是晋升渠道单一，且充满了不可知的因素。时有不能任人唯贤，有规则却不公平的现象；其次，价值取向与理想中存在偏差。
在新闻媒体以及网络监督的强力之下，官员不得不面临公众的审视，时刻需要面对公众质询带来的压力。
一些官员坦言："现在的官越来越不好当了。不是担心工作出问题，就是怕人情世故处理不好。"
国家行政学院领导人员考试测评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旭涛对《法治周末》记者说，官员自杀大部分是心理压力过大。官员受到"上压下挤"的压力---上有领导要求，下有百姓诉求。
"社会变革的速度比较快，需要有一个调整的过程。但是，作为官员应该有调解心理的能力。"刘旭涛说。
而畸形的政绩观，也是诱发官员压力增大的因素之一。
2010年，江苏沭阳的全员招商模式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当地政府动员全体官员和财政供养人员进行招商引资，若不能完成任务，官员的职务前面就会加上"代理"二字，倘若一年半载之后招商工作仍未见起色，则可能降职甚至免职。招商引资变成政府系统"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
沭阳的做法并非孤例，专家称其为权责同构的压力型体制。
香港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郑戈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基层官员夹在上级命令、各种业绩指标与民意之间，一旦感到难以两边讨好，就会有巨大的压力。而经济增长和维稳的大政策，使得执行政策与违背民意发生冲突的概率远远大于不发生的概率。
"抑郁"并非死亡借口
在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腐败案中，原阜阳市副市长兼市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傅洪杰被"双规"后带到异地审查时，从福州的一栋楼上跳下身亡。
当时即有媒体称："他把与王怀忠做过的不可告人的事情带进了坟墓。"因为，当一个人非正常死亡，公安机关定性为"自杀"后，司法介入往往就随之结束。
对于大多数官员的非正常死亡，官方的解释是"患抑郁症"。
因此，有网友调侃说：自杀官员多抑郁，上访群众都神经。
然而，由于信息披露有限，官员自杀所带来的社会联想，一般来说都是负面的，通常与腐败相连。但事后证明，并非如此。
2010年6月24日下午，民用航空中南地区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刘亚军在广深高速铁路线上，翻过围墙，撞车身亡。事后不少人都把其自杀事件与反腐风暴降临民航系统联系起来，认为刘是畏罪自杀。
但其遗书显示：一是精神压力过大，知道自杀的做法可能给组织带来伤害，对不起组织的培养，辜负了组织的信任。二是生前曾承诺到国际民航组织任职，如今却无法兑现，对此表示遗憾。
事后调查表明，刘亚军突发意外系精神抑郁所致，没有发现刘在党风廉政方面的问题。
刘旭涛表示，的确有官员是畏罪自杀，不排除个别官员自杀是涉嫌贪污腐败，自知无法逃避法律严惩而心理压力过大，或者企图中断查案线索而保护既得利益者。但不是所有官员都这样。
关于邯山区区长张海忠的死因，也有各种传言，更为普遍的说法是祸起拆迁。对此，卢汉龙认为，官员非正常死亡的信息应该适当披露。
但刘旭涛认为，对于死者应有起码的尊重。作为个人隐私，有的的确不便公布自杀的信息，这是可以理解的。
一位精神卫生专家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所知道的几起官员自杀事件，都属于典型的抑郁症。官方抛出司法精神鉴定的背后，一定有医生的影子在那里。"只不过，无论是诊疗医生、病患家属还是鉴定机构，谁都不想站上舆论的"暴风眼"，面对外界的反应，通常都不会出面解释。
对于舆论与民意中流露出来的怀疑甚至"拍手称快"的现象，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表示，这衬托出某些官员在公众心目中的道德形象败坏。在腐败现象较为严重的背景下，出现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本身可视为官场生态的一种反映。
对于民间仇官、疑官的情绪，刘旭涛认为，一些地方官员只是普通的从业人员，就是公务员，不要人为地将百姓与公务员对立起来。
被价值观撕裂的基层官员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官员在各种社会场景之间的角色频繁转换，很多时候不得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们的内心世界常常被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观撕裂。
经济学家汪丁丁曾撰文指出："基于常识，我提出这样一种解释：官员自杀不同于普通人自杀的理由，择其要者，在于他们承受着远比普通人更高的'人格分裂'的心理压力。"
他在文章中称，考察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我们在各种社会场景之间的角色转换，不难看到，官员们的日常生活，或许是最具紧张关系和紧张关系最持久的场景转换。事实上，这里报道的自杀官员，大多是"处长"这一级别的。他们的日常生活远比更高级和更低级的官员更经常和更激烈地被中国社会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观撕扯着。
一方面，中产阶级及其价值观正在形成，并且还正在扩展；至少，这一生活方式与中层公务员的生活方式前后相随---他们希望享有稳定而丰裕的家庭生活和体面的社会地位。
另一方面，我们的官场政治，或者更广泛而言，我们的政治文化，正在经历迅速转型，而且不得不在转型期间成为各种肮脏的文化因素的污水池。这些处级官员，就因为中国的"处长经济"现象，使得他们远比普通人更容易发生"人格分裂"---自我意识的分裂。后者，是自杀意图的黑暗渊源。
"不可否认，现在社会发展不均衡，制度建设不够完善，政治民主化的推进还不够，这些都是影响官场政治的客观因素。"刘旭涛说。
官员也是人，他们抵抗压力的程度并不必然就会比普通人要强。因此，关注这个群体的心理健康，也就是关注社会的健康、进步。
关注官员心理健康
抑郁症是一种成因复杂的心理疾病。据统计，中国约有5000万人患精神抑郁症。
浙江省首席精神卫生专家许毅认为，官员确实是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高危人群。官员抑郁症高发的节点则是本世纪初，抑郁症在这个群体似乎呈现蔓延的态势。
2005年5月，北京市相关机构对200多名中年官员进行了一项定向精神健康检查，结果显示，有近50%的人存在不健康倾向。
2005年6月，安徽省黄山市委党校对100多位官员进行心理健康问题调研，发现官员普遍有较大"心理压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不平衡"和"心理疲劳"，以及"浮躁"和"压抑"心理，"焦虑"和"忧郁"等情绪。
事实上，中央已经意识到官员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
2005年6月，中组部发文《要重视和关心干部的心理健康》认为："总体上干部队伍心理是健康的，但是确有少数干部因心理负担过重而出现焦虑、抑郁等问题，甚至有个别干部心理严重失调，导致精神崩溃。"
2010年1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四川调研时强调，基层干部承受的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和心理压力都很大，要具体帮助基层干部克服困难，积极疏导基层干部的心理压力。
但是，目前官员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作为社会公共资源的掌管者和支配者，政府官员对社会发展负有特殊责任，其自杀不同于普通人。有专家认为，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官员的心理危机，这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也是一个关乎执政能力的政治问题。
刘旭涛说，官员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应该引起重视了。
"应该更多的关注官员职业生涯的发展，帮他们塑造良好的职业前景，不能只是做思想工作。"刘旭涛说。
不断出现的官员自杀，已经暴露出国家在官员心理辅导机制方面的缺失。
尽管一些地方已经开始了对官员的心理危机干预，有的官员也认识到心理咨询、心理治疗能为其缓解心理危机，但仍有很多顾虑。特别是谈到自己是抑郁症的"病耻感"，也使一些官员抵触心理危机干预，总体效果并不理想。
除去适当的心理危机干预，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仙芝认为，官员作为执掌公共权力的特殊主体，应该还权力以公共性、开放性；让权力运行具有更多的合作性，少一些不当的竞争性，减少暗箱操作和不透明，这样有利于官员的心理健康，有利于政治的清明。
健康的制度决定健康的官场生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官员们在一个安全而非处处陷阱的环境中从政"，并非一句空话。
来源：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