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

　　睡在同一张床上却生活在“两个世界”

　　睡在同一张床上，头朝着两个方向，思想更是在“两个世界”。

　　这是22岁的架子工殷明志对他和他父亲的评价。很难想像一个儿子可以对爹如此漠然，但记者在采访中却真实感受到了这种冷淡。如果没有必要，他们彼此之间可以在一天内说不上三句话，而且回答基本为“知道了”、“哦”、“好”。这种简洁的语言，让人感觉这不是一对父子，更像是两个陌生人。

　　其实，这正是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之间的一种割裂，同样被城里人称为“打工的”，但他们彼此的思想、追求、价值观却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老一代认为新生代“吃不起苦”、“追求享乐”、“不知道脑子中想些什么”，新生代则往往反嘲对方“土”、“跟不上时代”、“死干活”。

　　其实，殷明志和父亲在一个工地上班，干的更是一个工种，作为一个已经出来拼搏20来年的农民工，父亲总是唠叨着让他省点钱，寄回家，早点找对象结婚；可这些在他看来，简直“土”的掉渣。

　　殷明志看不起父亲的“土”，比如连手机短信都不会发，衣服总是那套老式西装，花钱更是抠门，连抽烟也总是那么紧紧巴巴。要知道，他们的收入并不低，一个月一个人最少也能拿到3000元，有时甚至能到5000多元。

　　而父亲殷高义同样也越来越看不懂自己的儿子，他不明白这小子为什么干活丝毫不积极，逢上大热天大冷天铁定就不会去上班；他也不明白这小子为什么花钱大手大脚，一年下来攒的钱甚至还没自己一月攒得多；他同样也不明白这小子为何总是每天往网吧里跑，难道那些游戏真的有那么好玩吗？

　　刚开始，父子俩还总是会拌嘴，甚至有争执，但慢慢地，殷明志就厌倦了父亲的说教，彼此间对话也变得越来越少。

　　这一年来，唯一的一次情况改善是殷高义答应了儿子的要求，花了5000多元搬回了一台笔记本电脑，这很是让殷明志高兴了一把，还特意和父亲喝了点小酒。不过他很快发现，在这个出租屋里，信号实在太差，电脑没法上网，这让他非常失望。

　　于是，殷明志重新回到了网吧的怀抱，这让父亲非常不能接受。殷高义私下告诉记者，他不能理解5000多元买回的东西只是一个摆设，他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儿子不肯多呆在家里。

　　“你要我在这干什么呢？”殷明志反问记者。在这个只有9平方米的出租屋内，唯一的娱乐设施就是一台不断闪着雪花的电视机。隔壁邻居的声响甚至气味都能透过薄薄的墙壁，时而渗透入内。男女之间的吵闹、孩子的哭叫，小饭店里飘出的宫保鸡丁、回锅肉的味道，殷明志闭着眼睛也能分辨的出来。

　　马上要过年了。殷高义张罗着要回家的车票，而殷明志却没有对此表现出兴趣。这个年轻人告诉记者，他并不想回到老家，因为那里太偏僻了，甚至连网吧都没有，“回去就更寂寞和空虚了。”

　　打工妹想要寻找一份“城市爱情”

　　一桌之隔犹如“一条马路”那么遥远

　　姚素琴不记得这是第几次收到这种小纸条，从同宿舍的小姊妹脸上狡黠的笑容中，她不用拆开也知道，肯定又是哪个班组的小伙子托其捎来的“表白信”。

　　于是，她真的没有拆开，直接扔进了垃圾桶中。这位长相姣好的湖南姑娘，其实心里早就有了一个极其现实的想法，就是要找个“上海人”结婚，留在这个城市之中。

　　两地婚姻，这一比例如今确实在不断上升中。根据上海市民政局披露的数据显示，2009年上海有56217对夫妇为两地婚姻，占了本市结婚登记总人数近四成，比2008年上升5.64%。其中，长三角等居民是上海市民选择另一半的主要选择。

　　但一些婚姻介绍所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并不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可以很便利地找到一份“城市爱情”。事实上，56217对中，不少是来自外地的白领或灰领。“和农民工没啥关系。”

　　或许有一点可以从侧面证实这些。在上海，一年中大大小小的相亲会恐怕不下千场，其中为农民工度身定做的却寥寥无几。仅有的几次，也都成了农民工与农民工的“面对面”。

　　姚素琴也了解这种障碍，尽管从外表看，她的打扮和城市里那些时髦女孩并无区别，但是她所在的“圈子”却都是这个厂的工人，并没有为她增添多少与上海人交往的机会。

　　姚素琴的远房亲戚，曾热心地为这个侄女安排过一次相亲，但对象却是一位比她大出10多岁，而且还是离过婚的上海人。虽然当时不过是一桌的间隔，但却让姚素琴感到彼此犹如“一条马路”那么遥远。

　　“门当户对。”有人语重心长的对这位姑娘说。而其实姚素琴自己心中也知道这些，但她仍不愿放弃这种可能。在她看来，身边的老乡都和她一样，赚得可能不少，但花费可能更多，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积蓄，更别提房子什么了。

　　不久之前，姚素琴特意去了一场“非诚勿扰”，因为在这个节目中曾举办过一期农民工的专场，但当所有男嘉宾上场时，所有的灯就在姚素琴的心中全部灭掉了，因为他们也都是农民工。

　　他们把这些憋屈都埋藏在了心中

　　“生活中大多数人是友善的”

　　一天傍晚，记者的手机上显示了一个陌生的来电。一接听，电话那头便传来了略带醉意的咕哝声。费了好大劲，记者才分辨出那是曾经采访过的一位青年农民工的声音。

　　“太欺负人了，你们能不能帮我个忙？”这位农民工嚷嚷着说道。原来，他的房东突然通知他，让他第二天马上搬走，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他压根想不出该去哪里。

　　来城里打工，还被“城里人”欺负。在采访中，很多农民工都曾表示，自己多少曾受过歧视，而这种歧视可能来自于言语、举动或是背后的指指点点。

　　“你们以为我们不知道，其实就算你们说上海话，我们也能听懂几个关键词。”建筑工人胡波现学现卖，说出了几个让记者也感到脸红的词语。

　　大多数的他们，把这些都埋藏在了心中，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并不憋屈。著名的“80后农民工”万小刀曾在自己的博客中接连发表激烈文字，炮轰他心里的 “城里人”，他的几篇文章题目是：“坚决不娶城市女”，“做市民不如做农民”，“农村学生千万别读大学”，“农村人比城市人待妻子更好”，因为用语比较极端，在网上引起很多的争议。

　　好在，并非所有的新生代农民工都如万小刀般“愤青”。他们表示，在大多数的生活中，接触到的上海人还是比较友善，“我们只是想有尊严地在这里生活。”(劳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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