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增长前景的经济学观察
■刘方棫 李振明
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前景，首先取决于自身的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可得性与持续性，以及能否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等因素 当前中国增长奇迹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能否战胜这些挑战对推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转型，实现富民与强国的有机统一，实现“超越美国”，有着深远的重要意义。
持续增长的要素优势依旧存在
中国经济可持续的长期增长前景，从现代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视角看，虽然影响因素很多，但首先还要取决于自身的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可得性与持续性，以及能否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等因素。
从劳动力投入看，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中国的“人口红利”正逐步消失。根据美国咨询业的说法：中国的劳动费用已高于亚洲几个国家，例如中国沿海地区的小时平均工资为1.08美元，印度则为0.51美元，而孟加拉则只相当于中国的1/4—1/5。因此靠几乎无限供给的低成本劳动力投入来支撑的中国低成本制造的比较优势将面临严峻挑战，从而使中国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但是也应当肯定中国的“人口红利”不会马上消失。因为一是同国际水平相比，中国的劳动费用仍然有偏低优势；二是刘易斯拐点的切换有一个过程，如日本上一世纪60年代出现刘易斯拐点，但直到1980年后人口红利才逐渐消失。韩国则至今还有红利残余存在。
从资本供给看，由于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和多年来的贸易顺差积累了大量的可用资金，再加上中国投资环境的吸引力，从中长期看，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本的可获得性是有保证的。虽然也存在着由于人口老龄化导致的消费人口的不断增加，中国居民储蓄率快速下降的趋势，但中国引进和欢迎外资的政策倾向不会改变，将会继续让外资分享中国发展的成果。国际媒体业认为虽然日本地震会引发国际资本回流，欧美发达经济体复苏也会引发资本回流，但中国仍然是国际资本巨头宠幸的关注点，眼中的“欢乐谷”和资本的“避风港”。
从土地的供应看，随着国家对粮食安全的关注，继续通过增加土地供应(即农用地转为开发用地)来推动GDP增长的模式将受到制约，“土地红利”的释放也将大幅放缓。
从技术进步角度看，由于中国的教育和科技管理体制的弊端，中国距离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原创性的技术十分有限，这无疑将对中国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带来负面影响，从而将削弱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动态比较优势；与此同时，随着与技术前沿差距的缩小，我国发挥模仿和复制的后发优势的空间越来越有限，产品的更新换代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越来越取决于自主的创新能力，而自主创新结果的不确定性，将客观上影响经济增长率的稳定。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由于“制度变迁红利”边际效应的递减，再加上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中国进一步通过制度变迁推进“奇迹”延续的难度加大，这有赖于从顶层推动更深化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尤其是更深化的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发展方式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多年来，地方政府在“唯GDP论”的影响下，忽视了环境生态的保护、民生与社会公共服务的建设。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在2007年代就已经超过美国。能源消费2010年总量也是世界之首。长期积累的资源禀赋和环境生态压力，已无法承受和保持与投资拉动为主的增长方式的平衡，资源与环境的约束愈来愈尖锐化，既往以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增长的格局已难以为继。但是在“十二五”中不少地方政府存在着投资冲动，GDP的指标都定得比中央增长7%的指标高，从而可能使增长速度从“偏快”转向“过热”。这就有可能使得“三驾马车”中消费与投资失衡，以消费拉动为主的经济转型落空。因此有必要扭转地方以发展速度为主的趋向，转到重质量、重效益并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举措上来，从而落实改善民生的目标，转换需求模式，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节能减排，并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
再次，需要大力培育经济内生的增长动力机制，努力提升消费率，缓解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当前我国投资率高居不下，居民消费率下降到历史最低的35%左右，原因在于居民收入水平远落后于GDP的增速，劳动报酬水平远落后于企业和社会的收益增速，加之社会公共服务建设短缺，社会保障不足，致使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三不”(不肯消费、不敢消费、不能消费)突出，消费预期不好，预防性储蓄有所强化。所以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并从顶层设计上，让战略和政策“从国富优先走向民富优先”。
经济增长还需解决重大问题
通货膨胀和CPI上涨走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危害稳定和发展的社会问题，必须有效治理。当前我国通胀由于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叠加，通胀预期正在不断提高。一是以美国为首的各发达经济体，持续推行货币宽松政策，加剧了全球流动性过剩，造成美元、欧元、日元的波动和贬值，使国际原材料、能源和金属等价格不断走高。而我国大量外贸型企业和对外依存度高的国内企业势必抬高生产成本，成为输入性的成本推动型通胀。
二是我国过去积累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也使国内流动性过剩问题难以在短期内化解；三是世界性自然灾害和人祸加剧。中东的政治动乱、日本的大地震、海啸、核泄漏、国际性的水灾和干旱都导致农产品、食品和能源供应短缺，商品价格层层上涨；四是市场物价的普遍上涨，导致农民工报酬偏低，加剧了“民工荒”和企业用工成本。
上述这些通胀因素的叠加更使得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调控提升了难度，为发展的可持续性埋下隐患和风险。针对通胀，国家近年内已三次加息，五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正在提升职工工资和居民收入，提高纳税额的起征点和适度减税的举措，缓解通胀。
当然，我们还应看到国际环境是否有利。例如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中国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加强，发达经济体的逐渐复苏和进出口需求恢复与增长，这也将对中国奇迹的能否延续产生影响。
总之，我们认为，只要应对得当，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高速增长的中国，就一定能延续“中国奇迹”，迈入发达国家行列。
(作者分别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社会“燃点”问题是最大危险
■竹立家 《 人民论坛 》()
我一直以为，中国改革发展能不能持续的最大危险，在于以下五个具有颠覆性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即：贫富分化问题、三农问题、腐败和特权腐败问题、失业问题、社会诚信问题
中国发展文本的现代解读纷繁庞杂，既有“崩溃论”的噪音，也有“奇迹论”的奢谈。因此，如何理性地认知和客观地分析中国的发展实际，以免被所谓的赶超美国论模糊我们的视听，干扰我们改革发展的决心和信心，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经济能否持续高速发展的关键
习惯上，我们把那些匪夷所思的事称为“奇迹”。而中国30年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则是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我们正确的改革策略和人民群众积极性充分调动的结果，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在我们的“政策设计”之中，没有什么“奇迹”可言。我们的改革与发展说到底是一个不断完善社会主义体制机制的过程，或者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过程，这一过程还正在“持续之中”。未来30年，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较第一个30年要严重得多，改革正在步入深水区，利益分配和利益格局的调整正在成为关键的“改革议题”，成为能不能成就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制度安排。
未来30年，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高速发展，续写改革开放30年的辉煌，除了从经济方面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消除一些生产要素方面约束以外，关键的制度前提是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速度，使相对滞后的社会体制和政治行政体制尽快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为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创造较为完善的制度环境。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GDP总量仅有2680多亿美元，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解决社会的“普遍地贫困”问题。因此，改革的目标相对比较单一，制度设计也相对比较简单，就是让人民尽快地富起来，甚至为了发展，我们还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对策，这在当时的发展环境下无疑是正确的。但到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达到近6万亿美元，社会财富大幅度增长，社会的普遍贫困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贫困”问题变成如何实现社会“公正”的问题。而社会公正这一概念历来是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是一个社会合法性的基本价值指标。
改革发展的成败取决于我们的智慧和“社会良心”
未来30年，中国改革步入一个新阶段，踏上一个新台阶，改革的重点和中心任务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种转变是由我们社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决定的，换句话说，是由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制度逻辑决定的，不以人的愿望和意志为转移。对发展的片面认识或自我陶醉都是对国家、民族和历史不负责任的表现。
诚然，我们现在的GDP总量是世界第二，这当然是值得庆幸的事，说明我们的国家实力确实增强了。但仅就国际关系而言，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中国作为大国的迅速复兴必然引起世界格局的重组，中国势必走到世界的前台，成为这个世界的“主角”之一。可以预料，未来30年，特别是在中国发展关键“爬坡期”的未来10到20年，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奉行“现实主义外交”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奉承”我们的言论，还是“骂杀”我们的言论，都是以维护自己“国家利益”为目的的“正常表现”。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我们发展过程中，那些为了遏制中国发展，或为新的资本主义危机寻找出路的人，会不断地给中国制造麻烦和发展障碍。事实上，各种资料显示，利用军事资源、话语资源、地缘资源、经济资源等“围堵中国”的“大戏”已经开场，这说明我们未来的发展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环境，对外关系面临重新“定位”和政策创新任务。能不能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取决于我们高超的智慧和良好的决策。
更为严峻的是，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内部，同时面临着艰巨而复杂的“制度和文化变迁”任务。为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人民的幸福与尊严得到普遍实现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任务刚刚起步，异常艰难，其结果取决于我们的智慧和“社会良心”。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一个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而是社会财富和价值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公平分配。社会发展过程的中断，除了外来入侵之外，大多是由社会内部分配不公所引起的。中国的发展转型，说到底是“社会结构性”转型，是社会价值和资源在社会公众之间公平分配的改革，是以公共精神对公共权力进行配置的改革，是从制度安排上确实实现了人民群众的选举权、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改革。只有人民群众成为“改革主体”，成为改革的主导力量，我们才能建立一个“共享发展成果”的社会，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一个人民满意的社会，只有这样，我们也才能建立一个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影响改革发展能否持续的最大危险
我一直以为，中国改革发展能不能持续的最大危险，在于以下五个具有颠覆性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即：贫富分化问题、三农问题、腐败和特权腐败问题、失业问题、社会诚信问题。这五大问题既是未来影响中国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的“燃点”问题，也是我们的“改革顶层设计”要重点关注的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是“中国改革突围”的关键环节和突破口。只有这五大问题从制度安排上得到根本解决，我们才能获得一个稳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和制度平台，也才能有效地解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问题，让人民满意，让人民具有幸福感。没有价值内涵和制度保证的经济增长，其发展结果有可能造就一个“失败的社会”，这就犹如一个快速行驶在路基不实的轨道上的高速列车，出轨是迟早的事，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有忧患意识，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意识到改革的紧迫性。
我们知道，在现代世界，GDP神话几乎弥漫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头脑，但事实上GDP只是权衡和反映一个国家经济表现的一个简单指标，只是家庭、企业和政府支出的总和加上净出口值。它不能反映一个社会的公平程度，不能反映一个国家个体国民的富裕程度，更不能反映社会公民的幸福程度。GDP不能解释一个国家在高速经济发展下的深刻的贫富分化，不能解释一个国家的国民为什么“勤劳而不富裕”，它也不能解释快速经济增长所掩盖的权力腐败。一句话，它不能解释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发展状况。而一个国家或社会是不是可持续发展，是不是一个和谐幸福的社会，关键还在于整个社会的制度体系，在于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在于公共政策的质量，在于公共服务的供给和社会保障。离开了这些关键性领域的改革，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就不可能实现，我们所坚持的社会主义理想也不可能实现。要知道，社会主义理想需要我们几代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的带头奉献和牺牲精神，离开了这种精神，我们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我始终相信，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浓厚传统文化氛围的国家，在国民具有勤劳、智慧、和平、服从、亲和政府等诸多优良品质的国家，只要我们的政府能够正确地、公正地行使公共权力，按照公共精神和公共利益的原则运用权力，清正廉洁，我们的经济社会就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就会安静祥和，人民就会幸福安康，国家就会兴旺发达，我们也就不会把中国的发展看成是“奇迹”，而会把它看成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中国的快速发展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
“中国奇迹”的未来走向
■毛寿龙 《 人民论坛 》()
在未来二三十年时间里，中国的经济依然会持续平稳发展。在未来，全球化条件下的和平与发展，也是国际社会的主旋律
中国奇迹之所以是奇迹，是因为很多人都没有预料到，或者没有找到任何理论，可以完美地解释其原因。中国奇迹发生后，很多人来探索其发生的原因。在这些学者看来，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建设市场经济，就会实现快速经济增长。就像香港，新加坡和迪拜那样，只要实行市场经济政策，就会有迅速的经济发展，并不是什么奇迹。由此看来，只要中国继续改革开放，继续发展产权，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继续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奇迹继续延续，显然是没有问题的。
中国能走多远的不同主张
不过，也有很多人不是这么思考的。他们打心里疑问，中国能走多远呢？会不会进入发展的陷阱呢？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有人口红利因素，今后中国人口日益老龄化，人口红利空间消失，中国奇迹将不再继续。中国经济成长30年，以巨大的环境和资源代价为基础，结果是，今后中国不得不在修复环境方面付出巨大的成本，从而阻碍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中国过去是资源大国，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进口资源，其中石油资源以及铁矿石等资源，尤其依赖国外进口。随着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发展，国际资源市场压力越来越大，这势必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国内经济增长依靠的是一代人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高储蓄率，支撑了中国高速增长。但随着这一代人的逐步老化，新一代缺乏高储蓄的动力，导致中国经济从投入为主进入消费为主。结果是，中国经济成长势必转变为稳步经济增长，而失去快速增长的势头。
也有人主张，中国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过多，权力缺乏约束，其结果是腐败盛行，从而提高了商业的成本。中国法治不健全，法官腐败，吃了被告吃原告，很多产权纠纷往往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中国政治缺乏民主，公民无法参与。在地方，如果一把手很能干，当地经济就发展的很好，如果一把手不能干，尸位素餐，当地经济就会滑坡。中国政府监管能力很强，但面对大企业，地方政府往往监管乏力，而面对小企业，政府进行大面积监管，往往力不从心。所以，产品质量和生产安全，往往得不到很好的保证，存在食品安全和生产安全的隐患。很多企业，尤其是牛奶业等市场对产品质量非常敏感的产业，即使有很高的增长速度，但一旦面临质量信任危机，该产业就会一蹶不振，只能重新开始。由于这些原因，这些人主张，中国经济即将面临瓶颈时期，陷入发展的陷阱，从而无法自拔。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也有人认为，中国过去依靠投入型增长，在高储蓄率的条件下，可以通过赤字财政，也可以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高速增长。在就业方面，农村作为劳动力的蓄水池，在经济增长时期，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在经济增速相对减缓的时期，劳动力可以回到农村。这可以在宏观相对过热的情况下，以及在经济波动相对较大的情况下，确保宏观经济的稳定，从而为高速经济增长提供良好的宏观条件。但在未来，赤字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空间越来越有限，刺激政策往往导致通货膨胀，而紧缩政策则往往导致较高的失业率，并使得经济增速下降。由于农民工长期外出，已经越来越适应城市化生活，农村作为劳动力蓄水池的功能也日益减弱，其结果是未来高速增长越来越不能依靠宏观扩张，而不得不依赖微观的经济结构调整。由于中国本身缺乏技术创新能力，缺乏知识产权的保护，依靠内涵式发展，空间有限。因此，在宏观层面，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将下降。
这些分析，有些很有道理，但有些并不一定有道理。比如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实际上，发达国家并不都是资源富裕国家。资源富裕的地方，可以是收入很高的国家，但并不一定是经济发达的国家。例如俄罗斯，还因为资源富裕，而使得整个经济呈现去工业化的趋势。对中国来说也是如此，沿海地区发展势头很好的地方，往往是资源缺乏的省份，但山西等资源富裕地区，其经济发展的势头却比不上缺少资源的沿海省份。人口红利，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前也存在，但并没有导致富裕。发达国家很多都进入了老龄社会，但经济发展与人口年轻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有活力得多。
两种不同派别的认识
显然，对中国奇迹的未来，依然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是悲观派，一种是乐观派。悲观派认为，中国目前情况不错，但存在着深层次的问题，如腐败、贫富不均、环境内在的社会不稳定等。有的还甚至认为，中国会马上崩溃。乐观派认为，中国的奇迹必将进行下去，而且还认为，中国目前的一切，简直是发展中国家的学习的模板，甚至还是发达国家的救星。比如日本此次处理核电站事故出现了很多状况，而中国处理汶川大地震等灾难，却得心应手。欧洲和美国，分别出现了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印度和巴西也出现了两位数字的通货膨胀，而中国却巧妙地避免了各种危机，而且还控制了通货膨胀。
在笔者看来，乐观派过于乐观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渐进式改革，从农村改革开始，走向城市改革，从价格改革开始，深入到产权改革，从经济改革到社会管理，宏观经济保持稳定，政治上强调稳定，这些都是中国自己的道路，但要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学习的榜样，甚至是发达国家学习的榜样，却是太夸张了。中国没有模式，中国走的是自己的路，其他国家可以借鉴，而作为模式去学习，显然是不对的。就悲观派来说，这些人其实对中国一直持有悲观的态度。过去没有发展，就认为中国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现在迅速发展，认为这不过是昙花一现，不可能有持续的发展。
未来二三十年平稳发展显然是可能的
我认为，在未来二三十年时间里，中国的经济依然会持续平稳发展。在未来，全球化条件下的和平与发展，也是国际社会的主旋律。国内的情况也是有利于中国发展的。从人的角度来说，随着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改善，中国人所受的教育越来越好，体质也越来越好，过去的二三十年，低素质劳动力对经济有很大的贡献，可以预料，未来二三十年，高素质劳动力将持续推进经济升级。从社会角度来看，在未来二三十年，中国公民社会日益发展，市场社会越来越成熟，都将给经济发展奠定重要的社会基础。在政治上，中国政治制度基本面依然会保持稳定和活力，随着基层民主，公民参与的发展，随着法治的进步，中国经济发展依然有着稳定和富有活力的政治基础。尤其是，中国政府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政府信息公开，将会有重大的变化，随着事业单位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人事制度改革，财政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改革的持续深化，政府职能将继续转变，政府运作将越来越高效。可以预料，随着政府治道变革的深入，政企关系，政社关系，政府和市场关系也将日益改善，建立相互良性互动的关系。
当然，挑战依然是存在的。过去三十年，中国奇迹的取得，是政治家，公务员，企业家，各类专家，以及每一个中国人辛苦努力的结果。在未来，中国依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政治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社会改革以及经济改革，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但有了过去良好的基础，以及改革开放前的惨痛教训，未来二三十年中国依然平稳发展，显然是可能的。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