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16日上午，备受关注的吴英非法集资案在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检察机关指控吴英集资诈骗人民币达3.89亿余元，近30 家媒体及近200 名群众参加庭审。图为在法庭上的吴英。

　　2007年2月12日，浙江东阳，吴英因涉嫌非法集资被警方带走两天后，有关本色集团的痕迹被干净而彻底地抹去。

2011年4月7日下午，浙江金华，吴英集资诈骗案进行二审。二审之后，吴英父亲接受媒体采访。

吴英的妹妹提起姐姐的事情很伤心。

　　吴英背后的金融江湖

　　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中国沿海各地的民间金融活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政府一方面对此种行为严厉禁止，另一方面却又对如何疏导民间金融缺乏有效得力的举措

　　本刊记者/庞清辉 (发自浙江义乌、温州)

　　“被告人吴英，你可以为自己辩护”，法官说道。“我认为我不构成集资诈骗罪，但我认可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吴英低声说。

　　2011年4月7日，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吴英集资诈骗案二审在东四法庭开庭。法庭门外，二三百米长的路，几十个法警层层把守。

　　这是案发至今4年来，吴英首次认罪。在浙江，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正常的民间借贷，泾渭从来不分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比集资诈骗罪轻，最高刑期为10年，而集资诈骗罪量刑最高可判死刑。

　　从2006年一夜暴富，到2007年身陷囹圄，再到2009年12月18日，28岁的吴英以集资诈骗罪一审被判处死刑。年轻的吴英走过了一条坎坷不平路，被捕时，吴英身家据传有38亿元，资产位列杨澜(40亿元)之后，在胡润女富豪榜排名第6。

　　虽然吴英因“集资诈骗罪”一审被判处死刑，但是在《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中，记者发现吴英的家乡人并不恨吴英。许多受访者——包括温州、义乌、金华的政府人士、普通百姓，也包括借钱给吴英的老板——甚至有点同情吴英。

　　这实在是一个公众已经听了很多年、很多遍的集资故事。在过去几十年里，类似的故事一再在中国的浙江沿海等地上演。在改革开放之前，民间借贷最繁荣的地区，亦非常巧合地与中国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最兴盛的地区重合。

　　“如果把吴英判了死刑，大家就不走(民间集资)这条路了？这不太可能！”杨林，浙江义乌一位既做建筑建材生意、也参与民间放贷的老板这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称，浙江的民间借贷资本，即便在吴英一审判决之后，依然活跃异常。杨林和他身边的朋友还预测，未来民间借贷的范围更会越来越广，总量会越来越大，形式也会趋于多样，并将催生出各种形式的民间借贷主体。

　　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认为，这是在现有金融体系结构不合理的背景下发生的制度性悲剧。“一个很可能的情况是，再过若干年，随着中国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吴英们的行为应是符合商业规律和合法的。”

　　显然，吴英的罪与罚，生与死，已经不仅仅只关乎吴英个人。

　　28岁的借贷高手吴英

　　浙江省东阳市歌山镇塘下村，上个世纪80年代还只是浙西南一个两百多人的村子。和温州等其他县市一样，东阳人早早开始另谋出路，“穷乡僻壤”的东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悄悄囤积起巨大的财富。

　　如今，浙江省道通往东阳市区的高速途中，悬挂着各种各样的巨幅广告牌，木雕、家具、影视城等等，街道上驶过一辆比一辆豪华的名车。这里的每个人都想当老板，都在做生意，也都在讲述、传播财富的故事。

　　2006年，有关浙江省东阳市的新闻里出现了这样一条：“2亿元现金买下东阳世纪贸易城三层700多间铺面；一次性购入高档汽车20多辆；部门经理年薪50万到100万元、保安月薪2100元；她开的洗车店和洗衣店都是免费的。”

　　这个新闻的主角就是吴英。在东阳，如今还盛传着年仅26岁的她一夜暴富并挥金如土的各种神话。而就在2005年，吴英在人们的眼里还只是县城某服务场所的小老板。再往前几年，吴英不过是一个在小美容院学习的“美容小妹”。

　　2006年4月开始，吴英的浙江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本色集团)突然在东阳横空出世：本色商贸、本色洗业、本色广告、本色酒店、本色电脑网络、本色装饰材料、本色婚庆服务、本色物流……本色系列公司一家接一家注册，仅当年8月14日，吴英就一口气注册了3家公司。吴英的本色版图，直至当年10月10日本色集团成立(注册资金1亿元)最终组建完毕。

　　然而，随着2007年2月吴英被刑拘，本色集团最终仅存在了10个月。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拿到的一审判决书显示，金华市中院认为吴英在“明知没有归还能力，仍虚构借款用途，以高息为诱饵，大肆向社会公众集资，并对取得的集资款恶意处分和挥霍，造成巨额资金不能返还，足以认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且“为了继续集资，被告人吴英用非法集资款先后虚假注册了多家公司。公司成立后，大多未实际经营或亏损经营，并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虚假宣传等方法，给社会公众造成其公司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假象，以骗取更多的社会资金”。

　　褪去女富豪光环的吴英，不过是一个出生于1981年5月的普通女孩。“情绪忽好忽坏，性子直，涉世不深”，他的律师，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杨照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吴英是个很豪爽的人，有时候，比男人还豪爽，还大方。

　　杨照东在对吴英几年的观察、了解之后发现，吴英是一个很勤奋的生意人，在工作上雷厉风行，风风火火，“吴英甚至能够在一天之内两次往返于广州和义乌之间”。而且，吴英不仅自己赚钱，她还会将赚钱的方法和机会让给朋友，和朋友一同发财。吴英谈生意不喜欢拖泥带水，据说她曾用15分钟谈成一笔很大的生意，成则现金支付，不成走人。

　　一审被判死刑，吴英和家人并非没有预料到。年轻的吴英并不是近年来第一个因非法集资被判死刑的女性。仅2009年，就有浙江丽水市杜益敏，温州市高秋荷、郑存芬三个人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若再远一点，1986年，浙江省温州市就爆发民间“抬会”(“抬会”是浙江南部对民间融资活动的一种称呼)崩盘的恶性事件，一个名叫郑乐芬的33岁女子成为“首犯”，因吸纳6200万元资金，被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投机倒把罪判处死刑。

　　但一次又一次死亡的代价，并没能最终取缔民间集资。

　　历史悠久的民间借贷传统

　　2006年那一年，吴英的商业版图瞬间越铺越大，但她的资金来源却成了一个谜。

　　对吴英身世的各种揣测当年在东阳蔓延：走私、卖军火、傍大款，还有人说她是南洋军阀遗孀，继承了一大笔遗产。直到相关案情公布，吴英的资金往来脉络方才水落石出：几乎所有的资金都来自民间高利贷。

　　吴英在4月7日的庭审中承认，2006年成立8家公司的注册资金1亿元都是借来的。她向林卫平等人所借资金年回报率至少在50%以上，部分达到100%，到后期资金链出现问题时，甚至出现“3个月回报期”：即三个月的利息达100%。即使不算利滚利，年息也在400%以上。

　　高额的利息回报是吴英能迅速找到许多“下线”的重要原因。在其公司繁盛时，甚至有人托关系，才能把钱借给吴英。在法院认定借钱给吴英的林卫平、杨卫陵、杨卫江等11人背后，还隐含着无数下线。

　　“在浙江，民间借贷很多，做生意没有钱了，向朋友借钱再正常不过。几乎可以判定，没有一家民营企业在起步阶段没有采用过外界口中的‘集资’手段，或是从民间资本进行高利息借贷。”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杨林也告诉记者，在他小时候，家里一旦有大事，例如生病、大额教育支出、生意启动资金等很多资金，都来自当时村里的“抬会”。“没有复杂的手续，彼此的信任靠亲情和邻里关系来维持，可以说是一种高效的民间融资方式。”采访中，很多人均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提起自己当年创业初期借贷融资的历史。民间拆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浙江民营经济的融资难问题。

　　“在整个浙江，民营经济较早地完成了自下而上的原始积累，数量庞大的民间资金沉淀下来，缺乏规范、安全的出口，中小企业数量又很大，自然形成了人脉在先、资金流在后的民间融资渠道。”周德文说。

　　从搞实业，到温州炒房团、炒煤团，背后都有民间借贷的影子。杨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现在的建筑公司有四个股东，四个股东下面再有十个出资人，十个出资人后面还有成百上千个下线，“公司就像是一个金字塔，有无数的股东参与分红，很多企业的构成都是这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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