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涨工资这个合同是从今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那究竟这些天来实施的情况是什么样?今天下午本台记者也做了一份调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刘国梁:
从法律的效力来讲,目前还没有强制的内容。但是工会,我们湖北省有一个集体劳动协商条例,从这个条例的角度来说,它是有一定的约束性的。
第二个,可以做约谈,就是我们的一些方法和措施。
第三个,就是对这些确实通过约谈培训之后还不执行的。我觉得有两个比较硬的手段:一个手段就是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员工是有自主择业的权利。那么员工是会投票的,用脚投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餐饮行业可以用行规以媒体曝光的方式来起到一定的督促作用。
武汉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雷腾芳:
小的行业执行还是有一点难度,因为它的赢利水平很低。中小企业的员工就是没有得到正规的培训,这样他们的效率比较低,所以这样包括我们工会的帮扶中心、接待中心,这一段时间上访的人员都在增加。我们今天上午就是涉及到集体合同签订以后,怎么样进一步落实问题我们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已经派来有十个工作组下去搞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的反应,再采取下一步的措施。
主持人:
你看岩松,业内人士普遍说出落实难在哪儿,你觉得这个涨工资的合同如果落实下去,最难的地方在哪儿?
白岩松:
首先我先不说这个落实难,首先要去解决协商的先走一步的问题,还是要先鼓掌,否则不能因为落实难前面就不做了,那不行,你没发现这是我们面临的新问题。协商完了取得这样的成果之后,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研究落实,刚才也谈到了媒体要进行进一步的监督。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协商的东西已经通过媒体让全社会全知道了,因此武汉45万,旺季的时候50万的餐饮员工已经知道他们又多了一个可以保护他们的这种武器。因此,他们知道他们的权利在哪儿,这个时候会对各个中小的餐饮企业形成另外一种压力,关键时刻还可以用脚投票,所以我觉得依然是进步,是担心,但是我觉得这是进步中的问题。
主持人:
武汉市的餐饮业劳资双方经过了激烈的争执,最后达成了妥协,并且形成的是共赢。那么这种模式,其它行业,比如说出租车行业可不可以学习和复制呢?我们继续关注。
解说:
餐饮职工最低工资标准上浮30%,工资年度增幅9%,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保证职工每周至少休息1天,如今写进合同的这些条款,对于武汉45万餐饮从业者来说无疑来说意义非凡,对于身在事外的其他人则是一个让人羡慕的结局,因为如何让腰包鼓起来,是无数个打工者时下的心声。
字幕提示:2011年4月19日新闻
主持人:
今天来自人事部的一个声音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十二五”期间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将会达到13%以上。
解说:
13%,从经济战略到民生谋划,似乎涨工资都势在必行,但怎么才能涨?能否涨得合情合理?让劳资双方心服口服?又的确让人费思量,这样的烦恼不仅仅在餐饮业,在其他行业也同样如此。比如油价上调背景下的出租车业。
字幕提示:2011年4月15日新闻
主持人:
上海市交通港口管理局宣布:从5月1日开始,每家出租车公司都将下调出租车承包指标,也就是俗称的份子钱,降幅为每辆车每月300元钱。
解说:
凌晨3点半,上海出租车司机张师傅收工回家,从昨天凌晨5点半到现在,他已经工作了22个小时。
记者:
张师傅,今天咱们有多少收入?
上海出租车司机 张汉东:
900元钱左右。
解说:
那算纯收入呢?
张汉东:
去掉指标(份子钱)和油钱的话,大概还有200多一点,这是净收入。
记者:
那咱们一般的话,一个月能有多少收入?
张汉东:
3000元钱左右吧。
解说:
每天一睁眼就先欠了650块钱,这是张师傅的感受,也是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感受。“份子钱”这个通俗说法指的是应占用承包车辆指标,司机向出租车工资缴纳的费用。而每一次的油价上调,出租车司机的辛苦、份子钱的多少、出租车价格的调整都会牵动这个行业甚至社会的关注,上海用行政指令的方式进行新的利益调整。
字幕提示:2011年5月1日《经济半小时》
上海市出租车协会秘书长 陆家骏:
我们原来司机的份子钱已经下调了好几次,这次所谓一个微调下调了一点,司机的收入这几年来讲,这个上涨的幅度比较慢。
解说:
虽然陆秘书长表示:这次下降的300元份子钱企业已经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以后没有再降的空间,但是也有司机表示:这样的降幅仍然很低,无法抵消高油价的影响。
上海出租车司机1:
上调的不多,合下来一天10块钱,这远远不够,根据现在的通胀和我们以前的收入是不能比的。
上海出租车司机2:
不是特别多,最好再下调一点。
解说:
出租车协会表示压力很大,而出租车司机认为降得不够多,有媒体最新的报道是:上海有关部门可能考虑上调起步价,但面对媒体,司机却表示不希望价格上调,因为那会造成客流量减少、影响收入,他们更倾向调整燃油附加费,有意思的是,这恰恰是北京的做法,一个月前开始,北京的乘客搭乘出租车所要缴纳的燃油附加费从1块钱增加到了2块,但出租车从业者似乎也并不满意。
北京出租车司机1:
(油价涨了)多加一块钱(燃油费),转嫁到乘客身上,跟我们这儿还好,(只是)工业时间比以前长了,收入短了,劳动强度增大了。
北京出租车司机2:
又赶上现在马上就要用空调了,空调肯定要用油,不像冬天用暖风。现在油价(上涨后),无形中我们又该着急了。
北京出租车司机3:
缓解不大,但是有帮助。现在一升油涨幅大概在七毛钱,每天我大概拉十个活,一天能多收入十块钱,一个月是三百,等于能给我们找补回来三百块钱,我自己再负担二百。
解说:
成本上升该由谁来负担?又负担多少?北京和上海出租车行业的价格调整似乎在告诉我们,这个事并没有那么简单。而回首武汉的餐饮行业集体谈判,这也许会是一种新的可能。
主持人:
不管是上海、北京,实际上是在行政部门在做调整,但是好像司机都不满意,你怎么看这种现状?
白岩松:
我觉得这个事情给我们启示很大,我再稍微往后说一点,先说一个前提,我们每一个人各行各业都希望涨工资,这个愿望是强烈的,而且现在不仅仅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政府追求的一个目标。虽然有媒体曾经报道,说社保部、人事部,说“十二五”规划期间工资要翻倍,但是后来证明这是一个不实的消息,人事部没有说过这一点,但是不妨碍我们要去追求,就是如果翻得更多的话那更好了,因为毕竟要受到物价,还有国际经济形势各方面的影响,但是追求一个工资不断上涨的目标这是肯定的,而且是国家的这种战略。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透过上海和北京的这种出租车,包括武汉的餐饮业,你会有另外的一个感慨,你发现真正利益受影响的人没有权利进入到谈判的过程中,是他们一个又一个的“婆婆”替他们就作主了。你看在上海,是政府的“婆婆们”就替他强行地把份子钱给降了,这边有“婆婆”要替他们把东西涨上去了。但是我们真正指望的是,必须是代表自身利益的,能代表这些从业人员利益的能够坐下来劳资双方,要不怎么叫劳资双方去谈呢,而不是“婆婆”代劳力了,所以武汉这件事情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工会不仅仅是工会了,将来光靠总工会能行吗?又有几个工会主席是常委啊?还得我们自己的行业协会也能代表我们的员工去进行谈,自己的事得靠自己。
主持人:
但是大家有一种担心,就是说这种谈的确好,因为双方充分磨合,但是这个过程需要的时间是漫长的,比如说武汉有几年的准备期,一个月的谈判期,但上海和北京一纸令下马上执行。
白岩松:
但是我们也要去追求这样的一种方向。毫无疑问,如果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现在有很多东西,你会发现表面上结果很好,但是方向是在向回走的,行政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因为短期内能看到效果,可是让那些市场的东西都缩微的话,所以怎么去说建设一个市场经济大的环境呢?所以归根到底,我们受武汉这件事情的启示,并且涨工资也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还是要慢慢地去鼓励和督促劳资双方能真正地坐下来去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