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师大教授称红歌无法填补中国人的信仰缺失
我跟上一代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不会把老一辈的东西不变地拿来，因为听众变了，音乐也要跟着发展。为什么《国家》会这么流行？因为它打破了以往“主旋律”常规的东西，融入了很多国际化的流行元素。比如，演奏者郎朗是国际著名钢琴演奏家，流行音乐人王力宏是我们的制作人，作曲者是香港人金培达——好莱坞亚洲银熊奖唯一获得者。歌词写得也很时尚，不是大而空，而是像“国是我的国，家是我的家”。还有，刚开始，大家会好奇“龙媛组合”(成龙和刘媛媛)会出现什么效果？但是后来大家觉得配合很默契。成龙大哥并非学音乐出身，但他在歌曲情感的处理上也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他具有很好的音乐感悟力和饱满感情。这种搭档也算是一种创新。
Q：也就是需要加入流行音乐元素？
A：不，是要与时俱进。时代在发展，音乐方面也要跟着发展。我们的国家更加国际化，如果总唱艰苦奋斗，也不对劲。可能一部分人会喜欢，但趋势上必须要努力出新。
“红歌是一个永久的主题”
在一定程度上，“与时俱进”也意味着对新生事物的包容和思考。生活中的刘媛媛如在学校时那般收听各类歌曲。她经常上网点歌，对王力宏赞不绝口，也能把“超女”曾轶可的《狮子座》听得有滋有味儿。
“第一次听有点诧异，啊，这样唱啊。再细听几遍，觉得也还可以。”刘媛媛说，“艺术本来就应该百花齐放，你可以去搞小资情调，或者很另类地表达，但不管你做什么音乐，爱国家、爱母亲、爱自己的亲人是必须的。”
Q：主旋律歌曲能不能承担“拯救信仰、重建道德”这样的重任？
A：这是自然而然去做的事情，比如说一个普通人在唱《国家》的时候，他就会说：“有国才有家啊，有了强大的国家才有富的家，每个人才能幸福的生活，没错啊。”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其实很重要。包括很多学校歌咏比赛也在唱《国家》，这个对小朋友也会有影响。唱歌是一方面，有时候不是为了唱歌而唱歌，是唱歌让大家懂得更多。有时候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也会说：我们国家也很不错的，没有战争，民富国强。如果天灾人祸，战火频繁，哪还有我们小家的幸福啊。其实真的是这样。
以我个人经历而言，玉树地震时，一万名小朋友在唱《国家》，有时候去KTV，偶尔能听到包间里有《国家》传出来，不论什么人，他们在唱这首歌时，都在感染大家的心灵，让大家更爱国、更爱家，这种歌就是艺术和现实结合得比较好的示例。你讲很多理论，可能还比不上一首歌更让人接受。
Q：你觉得红歌永远不会过时吗？
A：我想这是一个永久的主题。有些歌的生命力比较短，例如一些小资情调的歌曲，过了就过了。但《国家》、《民生》这样的主流作品会成为经典。我们在中国，中国的发展一定需要有人去歌颂，一定要用真情实感去歌颂这个时代。中国这个时代很好，中国正慢慢变成世界强国，这个时代主题不会改变。
俄罗斯红色经典：为团结而传承
当新的俄罗斯从苏联解体后的失落，开始回忆当年的光荣时，国家需要重新为全民建立定位。此时，音乐是最好的工具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姚望发自莫斯科 5月1日，在莫斯科地铁列宁图书馆站，突然传出一阵音乐声。来自几十年前的旋律在略显昏暗的地下大厅间游走，掠过地铁墙壁上列宁的头像，让人仿佛有种被带回苏联时代的时空错觉。
原来这是地铁公司为庆祝劳动节假期(4月30日－5月2日)专门播放的前苏联歌曲。它们以电影配乐为主，比如《高加索的女囚徒》《伊万换工作》《小心汽车》《我行进于莫斯科》等。在苏联解体后，“五一国际劳动节”改名为“春天和劳动节”，这个节日被俄罗斯人看作春天的开始。
而紧接着“五一”，还有俄罗斯的“五九大假”，从5月7日到9日。莫斯科地铁公司将计划播放另一批苏联歌曲：《胜利日》《最后一战》《三个坦克兵》，以及我们中国人所熟知的《喀秋莎》等。
有选择地继承“红色记忆”
从整体上看，苏联解体后，当年的红色经典大多数仍能在俄罗斯流传。不过，不同作品因为背景和含义不同，流传的程度也不一样。
前苏联红歌跨越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比如反映国内革命战争的歌曲《小雄鹰》、肖斯塔科维奇为影片《迎展计划》所创作的《迎接》等，这类歌曲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产物；而著名的《喀秋莎》则是二战前创作，在二战时广为传唱；卫国战争开始后创作的歌曲，包括肖斯塔科维奇创作的《第七交响乐》，还有《海港之夜》等；战后，除了有纪念二战的《共青团员之歌》，《红梅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都是反映国家和平景象的创作。
其中，二战期间的很多歌曲经久不衰，它们在一些重大国家纪念日时常被播放，更是俄罗斯军队歌舞团演出的招牌主题。比如，五月九日胜利日时，胜利广场就会连续好几个小时举行广场歌会，主要表演者便是军队歌舞团。
另有一些同样气势雄浑的歌曲则没有被大规模传唱，因为这些歌曲往往政治意味更强，以描述阶级、社会主义制度的为主。它们是俄罗斯共产党集会时的传统曲目，在俄共网站上都可以下载。往往在俄共举行集会或者游行时，这些歌曲才会被唱响。若是在平日里，它们在大众传媒中的出现频率并不高。至于那些歌颂前苏联领袖的红歌，出现几率就更少了。
在电影方面，影片《高加索女囚徒》在俄罗斯常年播放，经久不衰。这类电影符合大众口味，主题明快，少政治牵连，但同时又有着社会主义模式中较为光明的一面。于是，它们给人轻松美好的感觉。在俄罗斯电视节目的非黄金时段，经常会播放这些红色影片。它们的主题曲同样脍炙人口，总令那些俄罗斯老人想起年轻时的岁月。
国家整合的需要
其实，现今的俄罗斯儿童都已不再从课本中学习例如《喀秋莎》在内的红色经典。所谓“红歌的传承”更多是在节假日、需要表演节目时，学校老师会组织孩子们一起歌唱，并为他们讲解含义。
当然，红色经典在俄罗斯的传承，与歌曲的政治属性密切相关，更与人们的记忆有关。
有人说，重温俄罗斯红色经典是国家整合的需要。虽然新的俄罗斯似乎淡化了艺术作品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内容，不过，不容回避的是，一些音乐作品本身便具备培养国家意识的功能。尤其是当新的俄罗斯从苏联解体后的失落，开始回忆当年的光荣时，音乐会自然而然地成为凝聚全民的纽带之一。
特别是当新的执政者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所奉为圭臬的自由主义思潮中走出，他们从爱国主义中寻找资源，继续打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军不但成功抗击外敌，而且横扫东欧的光荣历史。由于对二战胜利的纪念已经成为现代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那么二战时的歌曲，以及反映了那个年代光荣历史的文艺作品，自然成为首选。
而在缅怀二战的歌曲中，实则也包含着其他时代的作品，比如莫斯科地铁公司预计播放的歌曲《三个坦克兵》，源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这首歌是献给国内战争的英雄，号召大家保卫社会主义政权，因为其中包含了对战士的歌颂而传唱至今。在俄罗斯人佳热利尼科娃看来，苏联歌曲在形成“俄罗斯新的全民一致性”中起了很大作用。
当然，从听众和演唱者本身的角度而言，那些伴随着自己成长的歌谣怎能轻易忘记呢？这样的记忆带给自己曾经激情燃烧的岁月——当普京恢复苏联国歌作为新国歌的时候，大国记忆固然是一部分，但同时还有他自己的影像：他曾经在这样的歌声中成长，并为国家效力。
专家视角：“对红色文化，要以新时期视角甄别和继承”
【访谈嘉宾】
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张木生：中国税务学会副秘书长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梁嘉文 发自北京
“概括地说，红色文化、儒家文化以及西方文化三者，都会对中国人未来的价值体系提供内容和方向”
红色文化中有很多优良传统
《国际先驱导报》：你怎样理解当前以红歌、主旋律影视剧为代表的红色文化？
萧功秦：对红色文化做界定很重要，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红色文化中有很多我们优良的革命传统，比如民族献身精神，自强不息的精神，这些是值得后人去纪念和继承的。但有些“红”却是“极左”思潮的产物，它们同样分享了“红”这个概念。对此我们必须十分慎重。不能笼统地谈红色文化。
当前，中国社会对“红色文化”的解读已经发生变化，比如说《亮剑》，主题是显示共产党人的人性光辉，体现共产党人的人文情怀，背后更多的是弘扬民族精神，而并非以往的弘扬一种平均主义的乌托邦。我们现在的“红色文化”，更不是文革时期的“红色”了，而是包含了很多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人们对红色文化的理解也在发生变化。
张木生：现在的“红色文化”是相对于当前社会红尘滚滚、物欲横流、缺失信仰的背景来说的，它有着很现实的探索的一面，比如 “唱红”之后出台的是民生政策。因此，对于政府来说，重塑红色文化，实质是一种动员、一种舆论、一种唤醒、一种挽救信仰危机、道德危机的手段和方式。
Q：红色文化能否再次给执政党带来强大生命力？
萧功秦：这个问题值得讨论，要特别慎重。如果说，从执政党“文化寻根”的角度，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这个民族也需要从历史上与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化资源当中，汲取精神营养，以丰富自己未来的精神资源，其中当然也就包括“红色革命”积淀下来的优秀的革命遗产。
如今，当我们提倡红色文化时，我们的主观意图肯定是从它的积极面出发，但客观上，不能忽视的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尤其是十年文革时期，“红色文化” 跟“极左”一套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在宣扬红色文化时，不自觉地激活了潜意识中的“极左”思维。这就是我为什么反复说，对红色文化首先要有明确界定，要从新时期视角与时代需要予以甄别与继承。
张木生：弘扬“红色文化”，目的是让执政党以及群众思考“我们是谁”， “我们是怎么来的”，“要到那里去”。因此，弘扬“红色文化”是很正常的，是一种凝聚人心、鼓舞干劲的手段。美国人也是这么做的，比如好莱坞拍摄的那些大片《巴顿将军》《兄弟连》《拯救大兵瑞恩》等等，都是一种鼓舞。
红色文化是多元文化的一部分
Q：你觉得红色文化能填补信仰与价值之缺吗？
萧功秦：不能够，它只能是当前中国社会多元文化中的一部分，虽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单独依靠它支撑起我们现在乃至未来的价值体系。我们现在是生活在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应该吸收世界文明的各种优秀价值。如果我们提出让“红色文化”来主导我们的价值体系，这本身就意味着排他性。如果由政府来主导推动，这种做法也不太合适。正确的做法是，应该让它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在社会实践中接受检验，接受来自社会不同方面的充分批评与质疑。
Q：那我们应该如何构建我们的价值体系？
萧功秦：这是一个时代性的难题。现在的情况是，旧的已经被打破，但新的却还在摸索当中，某种程度上，中国处于价值体系的空白期。中国怎么办？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让社会上各种健康的文化自主生长，相互竞争，并给予充分的时间。相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找到一条道路：既符合我们的民族精神，又继承了红色文化；既能整合中国人的人心，还能跟人类的普遍价值接轨。
Q：在重构价值体系之前，需要坚持哪些前提才能不致于迷失方向？
萧功秦：要坚持三种精神：和谐精神、公民责任精神以及自由创新精神，这三者都是世界文明发展中形成的公认的普遍价值。具体到中国身上，我们的“红色文化”中革命者的责任，可以转化为公民责任；我们的儒家文化中可以找到大同与和谐精神；而自由竞争与创新的精神则可以从西方文化中找到源头。概况地说，红色文化、儒家文化以及西方文化三者，都会对中国人未来的价值体系提供内容和方向。
张木生：如果一个人说，他的药可以包治百病，那肯定是忽悠人的。当前的中国，要超越左右之争。超越之后道路怎么走？很简单，就看能解决当前中国什么问题。中国需要告别“不争论”的时代，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不能再新瓶装旧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