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将发电所需的煤炭通过地面运输的方式已经走到极限，而且在不远的未来，对于煤炭这种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的依赖必定日益降低。是否能有另外一种运输方式来传输我们的电力，不论是从今天煤炭的产地，还是不远的将来从那些遥远的富饶的新能源诞生的地方？

　　我们每日所用的电，通过那些横架在城市上空的电网，从遥远的发电厂送来。生活中，我们使用的电压是220伏，而输电网上的电压却远远高于这个数字，全世界目前使用的主干电网电压500—750千伏超高压技术，它的传输距离是700到1000公里，输出端电压升得越高，传输的距离就越远，输送的电量就越大，传输途中电力的损耗也越小。科学家们一直在寻求一种技术，让电网能够承载更高负荷的电压，即所谓的特高压，把发电厂发出的电压升到1000千伏传输出去，将它的传输距离提升到2000到3000公里，相当于从新疆到山东的距离。有了特高压输电技术，就可能将现在长途跋涉运送的煤炭留在它的原产地，在当地就近建设发电厂，将电从空中运输到它的使用地。但是，特高压输电技术的研制却极具挑战。2004年至2005年，中国市场日益紧迫的远距离输电需求让这项技术的研制时不我待。

　　舒印彪：在我们论证的时候，那时候刚刚接手“十一五”，我们认为呢，我们国家的电力需求增长会很大的，果然在“十一五”，我们国家电力需求超过了10%，这个需求是很快地增加，这是一个硬条件。第二硬条件，是由我们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大远距离的，大容量的这种电力传输是不可避免的。

　　记者：这是惟一的一种选择方式吗？特高压。

　　舒印彪：应该是一个最优的方式。

　　解说：电压的升级技术是国际电工行业一次次技术创新的成果。上个世纪，日本、俄罗斯、美国相继进行过特高压的研究实验，但都因为风险性大，加之本国对这项技术的需求不明显而没有进入商业运行阶段。

　　薛禹胜：比如当时的苏联，它解体了以后，那它能源输送有没有这么长距离输送电源需求了，所以这个也促使了现在的俄罗斯就放弃了特高压，日本确实是研究的，他本国是没有需求的，因为日本这个国家本来就很小，它想突破这种技术，以后作为商业上的一种获利的手段，所以它内在的这种迫切性的说法，我想它还不是那么迫切。

　　解说：我国电力科学家开始介入此领域研究时，面临各方面的质疑。

　　薛禹胜：一个是这个风险性。风险性的理由，就是说国外，发达国家做了以后，都放弃了。要有经济的代价，还有冒一定的风险值不值得？

　　记者：你一直致力于特高压线路安全性研究，在这个方面我不知道对于安全性研究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薛禹胜：特高压因为覆盖面积大了，它互相牵扯就多了，不再是孤立去研究一个电网，或者是一个局部地区。我们建成了这样的特高压电网的时候，这个控制当中更加复杂了，所以这个风险，当然存在，风险的概念就是为了把技术问题和经济代价问题两个统一在一个平台上考虑的一个技术。不能说是有风险，这个工作就不能做。

　　记者：不能够因噎废食。

　　薛院士：不能因噎废食。自行车也会安全，自行车不会说抛锚的可能性也很少，那么我们人类会不会永远停留在自行车的范围呢，所以，往上走是人类追求我们将来的幸福生活，改善人类的居住环境当中所必然要走的路。

　　解说：七年前的2004年，中国特高压技术研制开始启动。

　　记者：在当时上特高压项目的时候，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的态度，他们怎么看？

　　舒印彪：他们认为难度是很大的，搞特高压的难度是很大的，可以慢慢搞，搞个十年、八年，来进行设备的研究。第二一个，他认为中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研究出，来研制出特高压的设备是很难的。第三种看法，你真正能够建成一条安全、可靠的特高压输电线路，你对高压的理论，就是特高压的技术理论，对特高压它所带来的系统上的问题，认为你中国的电网的这些专家们，能不能解决？

　　解说：国外专家们的怀疑并不是空穴来风，从历史上看，每一次的电压升级，中国从没有发出过自己的声音，从技术到设备，一直在购买引进中吸收、发展。在电压等级已经升级到750千伏的今天，有谁会相信，中国能够一跃成功研制1000千伏的输变电技术呢？承担着实际操作的国家电网面临着一次重大考验。

　　记者：你们当时在决策前有担忧吗？

　　舒印彪：那担忧是有的，这是一个重大的创新。国务院给我们确定的说这次搞特高压，并不是买一条，其实也买不来，一定要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来建设一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这种特高压线路。在我们当时这种装备水平下，在我们这种创新的基础上，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第二一个特高压技术本身，按照我们电工界来讲，这是一个电工界的珠穆朗玛峰，是一个极具挑战性，这就是非常难的这么一种输电技术。

　　记者：那这些争议和风险有没有影响国家电网当初的信心？

　　舒印彪：在几次重大的论证会议上，有一些专家给我们提出来，这么大的风险担不担？国家电网公司当时态度是非常坚决的。当时我们就是想，无论如何，在过去我们的基础上，要进行一场决战。

　　解说：2004年底，争议依然不绝于耳，而特高压的研发已经悄然启动。在经过一系列可行性论证以后。2006年8月，国家发改委正式核准建设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特高压项目正式开工。项目涉及的所有技术设备将在武汉特高压试验基地进行全方位的安全和质量测试。

　　邬雄(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特高压研究所 所长)：那么通过我们的基地，真型的试验，真型的带电运行考核，来证明它没有问题。

　　记者：这个罐状的物体是国家电网环境气候实验室，它也是目前世界上体积最大的环境气候实验室。在这个罐体内可以模拟各种自然环境条件对特高压的电器设备进行测试。

　　解说：这个环境实验室要模拟特高压输电设备在各种环境条件下的运行情况，包括了特高压输电线路的通过对环境的影响。为了得出更加真实而科学的检测结果，特高压研究所还针对环保问题进行野外实地勘测。

　　记者：在野外主要监测内容是什么？

　　邬雄：电厂、磁场、噪声和无线电干扰，这是咱们现在通常所谈的这个输变电的环保的几个参数。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一开始噪声非常厉害，接着咱们就是做噪声的攻关，现在到示范工程噪声是非常小的。

　　解说：对于设备安全运行的考核是武汉特高压试验基地的重中之重，所有运用在特高压试验示范工程中的设备都必须通过这里严格的质量测试。

　　邬雄：因为全是国产化的设备。这又是第一次，那么直接到现场能不能用，实际上在我们的基地，做了将近一年的全电，就是全电压的运行，就是在我们这放了一年，再拆下来放到示范工程上去。

　　记者：为什么会说是第一次全国产的，在之前不是这样吗？

　　邬雄：从解放后电压等级不断地在往上升，实际上每次出现一个新的电压等级的第一个，基本上都是先引进的技术。在我们这个站的隔壁，就是不到几百米，就是我们国家的第一个五十万变电站。这个变电站应该说是在80年代初投运的，那么在这个变电站里面，我们有时候说叫“八国联军”，基本上是进口的。

　　记者：指是什么？

　　邬雄：就是设备，甚至连水管。

　　解说：距离武汉特高压实验基地不远处的凤凰山变电站建于1981年，是中国第一座500千伏变电站，当时被称为“中华第一站”。

　　记者：你像这些设备都是进口的吗？

　　冯涛(湖北超高压输变电公司鄂东变电运行中心 副主任)：这个设备的话，建设初期是完全是进口。

　　记者：那个是过去哪儿产的？

　　冯涛：这个避雷器的话，以前是亚细亚公司生产的。这个前方这个刀闸，隔离开关，隔离开关以前是法国MG公司生产的，远方那个断路器，以前是法国阿尔斯通公司生产的，这是变压器，这个变压器是日立公司生产的。

　　解说：三十年过去了，如今凤凰山变电站的绝大多数设备已经完成了国产化改造，但是，变电站的核心设备——变压器却依然是进口产品。

　　解说：变压器是变电站的灵魂，特高压输电技术的核心设备研制，变压器也首当其冲。为了攻克这项核心技术的难关，研发重任被分别交给了特变电工沈阳变压器集团有限公司和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两家国内顶尖变压器生产商同时进行。

　　记者：紧张到什么程度呢？

　　丁强(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成立很多个攻关小组，我们的这个很多技术人员，他们每天晚上在这个离开他们设计的工作地点的时候，都是夜里一两点钟，把家里的事都托付给老人，自己一门心思扎在工作上。

　　记者：但你内心的底数又有多少呢？

　　丁强：我内心的底数，我觉得应该是在60%，50%以上吧。

　　记者：那事实上，对于这样一项工程是势在必行的，如果在你这个环节出了问题，可能对整个战役都会有影响的。

　　丁强：是，那影响巨大。但是信念是很坚定的。当时我也相信我们这个团队一定能够成功。

　　解说：信念和辛苦都代替不了结果。毕竟，这是中国第一次完全独立研制代表世界最先进水平的变压器。成功真的能如约而至吗？2008年3月，在武汉的特高压实验基地，进行了两场特高压变压器的运行实验。

　　舒印彪：我们自己生产的变压器，做实验的时候就“放炮”了。

　　记者：“放炮”是什么概念？

　　舒印彪：就是一加压，加压到一定程度就爆了，里边的线圈就耐受不了这么高的电压，就崩了，就击穿了，用专业术语就是击穿了，击穿了以后，都飞出来了。出现了问题告诉我，我正在外边出差，吃了一惊，但是我们还是沉住气了，说看看那一台，因为我们沈变做了一台，保变也做了一台，看看保变出事不出事，保变是一个星期以后做这个同样的耐压的实验，就是等那七天。

　　记者：那七天是怎么过的？

　　舒印彪：那就是天天等，天天给保变(打电话)，就是沈变出现这些事，你们研究没研究，你们自己会不会出这些事，因为那个事故的原因也没有找到，就一个星期找不到这种事故的原因。

　　记者：你那一个星期的状态呢？

　　舒印彪：一星期的状态那就是说焦急，那个一星期可以说度日如年的感觉。

　　解说：一周以后，保定变压器厂生产的1000千伏变压器实验开始。

　　舒印彪：但是到保变那天做实验的时候，砰地也爆了，这就慌了，那是真的慌了，觉得慌在哪呢？两个都不行了？而且又是两个厂家，是哪不行了呢？

　　丁强：我听到消息，那时汗都出来了，整个技术团队都非常紧张，我说这么大的国家特高压示范工程，在马上投入运行的时候，产品出现问题，那就影响非常大了。

　　舒印彪：就觉得，事先做变压器的时候，经过了若干次的审查，院士、大专家，包括我们一点一点地计算，这比当年在研制500千伏的时候，计算要细得多，而且我们现在计算机的水平，计算能力，我们的计算手段也比过去好多了，但是就是你研究的越透，你做的方案越完整，出现了事，有时候你就越慌。

　　解说：2008年3月，被参与特高压项目的工程技术人员称作黑色三月，两家国内顶尖变压器生产商提供的两台变压器双双实验失败，这对特高压项目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记者：当时出现的这样的一种失败的案例，那对上面的决策层而言的话，会不会带来这样的压力，感觉到最初的决策是否草率呢？

　　舒印彪：你这个问的好，我说那时候我考虑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变压器完全立足于自主制造，百分之百的没有靠外国人，我考虑的是不是这种做法托大了，我检讨自己。后来我们就开了会，在会上我们讲即使两台变压器都相继出现了故障，但是国产化的这种方针，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出特高压的设备制造这种方针不能动摇。

　　记者：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呢？

　　舒印彪：自主，又一个使命，当然也是一个很大的责任感，当然也冒一定的风险，到那个时候更不能动摇，出现了事，正说明特高压难，那在科学的道路上哪那么简单。

　　解说：通过对两台失败了的变压器进行细致的检测，相同的爆炸点让问题的产生点被锁定，而解决问题的关键步骤也逐渐浮出水面。一周以后，变压器实验再次进行，一场迟到了一周的欢庆声在武汉特高压基地响起……它标志着我国在输变电技术上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舒印彪：现在我们做的这些特高压的这些设备，它的指标比超高压的设备的指标还要好，里边几乎是零局放，干干净净，过去没有的。

　　记者：应该说对中国的电器的制造装备产业也是一次大的催化和促进，是吗？

　　舒印彪：特高压技术的突破，应该极大地提升了我国装备制造业，就是输变电设备的制造水平。

　　记者：对于你们这些装备制造企业而言的话，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丁强：一个是我们的能力提升了，再一个就是我们的信心更强了，我们的技术过去是从外国引进，现在外国开始引进我们的技术。你像俄罗斯人、印度，现在有很多国家开始从我们手里来引进技术。我们制造的产品很多出口到国外，用于美国，用于欧洲。

　　记者：在国际上也有话语权是吗？

　　丁强：我们站在世界的最前端，最前沿，好比我们现在的高速铁路，也一样在震撼着世界，代表着中国装备制造的能力。

　　舒印彪：特高压研制完成是你一个金色名片，是你在国际上最好的广告，因为这个国际电工界都认识到的，说你特高压要能够制造出来，那么100万的设备你能制造出来，75万的设备，500千伏的设备那就是会更加可靠，你会更加有竞争力，这是大家都认可的。凡是设备的制造厂家，还有使用设备的电力公司，都知道这个道理，所以现在他就到国外去占领国外市场就有很强的竞争力。现在我们国家的自主研制的设备主导了国内的高端市场，在国际市场上以比较强的姿态，30%以上的增长，在国际市场上与跨国公司进行竞争。

　　记者：这里是国家电网1000千伏特高压实验示范工程的起点长治站，现在每天大概有近5000万度的电通过这条线路从华北电网输送到华中电网，它也是世界上目前输电能力最强的一条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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