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有多远
幸福有多远
“幸福”涉及经济生活质量、政治生活质量、文化生活质量、社会生活质量、生存环境质量等等，在这些领域中寻求突破，是提升幸福感的应有之义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耿 | 上海报道
在“和谐”诉求中度过“十一五”的中国人，将带着“幸福”愿景面向“十二五”。幸福，有望成为今后五年、乃至2020年小康社会全面建成时，这个国家的主题词。
从人类的终极梦想变成挂在各级官员嘴边的施政纲领，“幸福”显得很神圣，也有些沉重。正如政治学者俞可平所言：“全球化时代，政府的责任清单中增加了‘幸福’这一醒目字眼。”
一些官员努力把“幸福”这个词具体化为数据、指标，而过去五年，“和谐”一词早已深入人心。幸福与和谐有很大的交集，但侧重点和感情色彩却有不同。
“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各方面、各层次的规划纲要中最一致的措辞之一。而在民生之外，幸福还有更高远的内涵。
个人财富增长有望赶上国家经济增速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的指标框架为经济发展、科技教育、资源环境和人民生活四个方面，共24项主要指标，预期性指标和约束性指标各半。12个约束性指标，较“十一五”规划增加4个，且其中5个与民生直接相关，涉及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城镇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城乡三项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基于民生的幸福愿景，被分解成一系列具体的指标体系，且是约束性的。
收入被视作提升幸福感的“硬通货”。今后5年，GDP年均增长7%，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将超过7%，这意味着个人财富增长首次有了跑平甚至跑赢国家发展速度的可能。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相应的数据分别是7.5%、5%，而“十五”期间则分别为7%、5%，在“九五”中分别是8%、5%。
速度差长期累积的结果是，当中国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时，人均GDP却仅居世界第119位。
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的结论是人均GDP和幸福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7，即统计显著相关。
与国家级规划相对应，北京初步确定“十二五”期间，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8%，年均经济增长指标也是8%；山东将GDP年均增长下调至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上调至10%，并争取农民收入增幅更高一些；重庆提出截至2015年，“农民人均收入翻一番，城镇居民收入增长75%”，将衡量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由0.42降到0.35，是将基尼系数纳入指标的唯一地区；此外，江苏提出居民收入实现7年倍增，宁夏提出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
并列式结构短语“强省富民”在文件上也悄悄更换了次序，变成“富民强省”，河南、陕西、广西、浙江等省份都将“富民”前置。
幸福源于对未来的信心
2月27日，温家宝总理与网友在线交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幸福的标准是什么”。让人们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对未来有信心---这是大国总理心中的标尺。
中国人的幸福观总是系在未来。五年规划是为未来描画蓝图，从1953年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起，“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这句令人振奋的话终于被写入“十二五”规划建议。一个甲子，我们应该离幸福更近。更主要的，中国已经走到了非幸福不可的关口。
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认为，我国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加大和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分化，使得“帕累托改良”的空间越来越狭小。所谓“帕累托改良”是指在发展和改革进程中，至少部分人受益，而其他人不受损。这也正是中国改革所遵循的基本逻辑：增量改革，不动存量“奶酪”，即所谓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等。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从3000美元向10000美元提升的阶段，是社会结构平衡难度加大的阶段。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的关键时期，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是发展的新思路。南昌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苗元江总结说，农业化时代的主题词是“温饱”，工业化时代是“富强”，信息化时代是“幸福”。
中国不是坐等被时代推上幸福关口，“幸福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是一脉相承的。”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肖巍认为。
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是执政党对单纯以GDP来衡量经济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反思。人们试图寻求更为合理的术语和指标，用以反映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2005年全国两会上，中科院院士程国栋提交了一份名为《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
2006年9月，国家统计局拟推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地区创新指数以及社会和谐指数等一些新的统计内容。
近年来，温家宝总理在多个场合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2011年，“幸福”成为地方两会与全国两会的高频词，并正式进入“十二五”。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我国的经济发展应该以社会整体幸福度的上升作为目标。”肖巍表示，贯彻“以人为本”，幸福是具有包容力、承载力、解释力和表现力的一个词。
幸福感更重视主观层面
致力于福祉地理学研究的王圣云认为，地区之间有经济发展和人文发展的差距，有较为发达和欠发达之分。“发达地区因为发展水平较高，一般追求主观福祉，通常可以视为是幸福感等；欠发达地区因为发展水平较低，尤其是一些老少边穷地区，因为脱贫任务或生存阶段，所以通常侧重于客观福祉方面。”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了幸福公式：幸福＝效用／欲望。一方面中国人的幸福预期被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抬高，也随着政府的承诺而提升，分母不断加大；另一方面，如《董事会》杂志总编佴永松所言：“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物质财富的积累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的效用不可能无止境地增加，总会有一个边界。”
因此，幸福感以民生为基础，但不应止步于民生。
肖巍认为，幸福感应更重视主观层面，“从‘两手抓’的精神文明建设到先进文化教育再到核心价值体系，相对物质文明建设而言，精神文明建设总是弱效或者失效。原因在于这是自上而下的灌输过程。而幸福、尊严等精神层面的东西，需要自下而上自发体会。”
山东大学生活质量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邢占军也认为，“幸福”的外延中就包括经济生活质量、政治生活质量、文化生活质量、社会生活质量、生存环境质量等等，在这些领域中寻求突破，是提升幸福感的应有之意。
幸福被视作中国转型的切入点，而民生被视作幸福的切入点。在各地的“十二五”样本中，与民生相关的内容一抓一大把，幸福与民生之间划了约等号。“这与官员长期注重经济建设所形成的路径依赖有关，幸福感的提升其实还与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等等息息相关，幸福感的内涵应更丰富。”肖巍说。
人民的幸福，成为国家更坚定的追求，民众更鲜明的期待。于是，人们也许就会发现，一些人可能只把幸福当成了时髦的“新话”，一些人可能会把它当成政绩标签，也许也会有人仅关注幸福指数中物化的指标，“被幸福”的情况就可能发生。
当GDP的重负松动之时，许多地方主动去找GHP(国民幸福总值)给自己套上，将物化的“幸福指数”与官员政绩直接挂钩，肖巍提醒，要警惕对幸福指数的数字依赖和指标崇拜，对于幸福感的测定，在理论体系尚不成熟和操作手段缺乏科学性的条件下，可能因为逻辑上的缺陷而影响政府、学者对人们生存状况的评价，进而做出错误结论、不当实践。
幸福，是使人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是对未来生活意义的价值认同，是对未来生活前景的坚定信念，一切朝着幸福社会的变化，都会给人们带来莫大的愉悦和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