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放的市县财权
根据2002年制定的分享比例，市县分享65%，其中特别提到市与县分享比例由市级确定。
“在执行中，市级往往分享30%至35%不等，留给县里的往往只有30%左右。”樊保明介绍说。
省财政厅有关人士表示，2002年的税收分享模式在过去发挥了城乡合治、以市带县的功能，但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也日益显现。
2007年财政体制调整后变为，市级分享比例由15%至35%不等统一为不得高于15%，县级留成比例不得低于55%。
毋庸置疑，分享比例的重新划定以及同时试点的“省直管县”，可以尽可能减少“财政漏斗”(由于一些地级市本身城区的经济体量较小，靠自身财力不足以每年拿出数亿元资金维持地级市运转，只能靠行政手段对下“抽血”、对上截留，下级县市敢怒不敢言)。
2007年财政体制调整同时认定，按照“保存量、增调量”的原则，省直管县改革中保证了市级既得利益，同时市财政继续参与省直管县的收入分享，且会随着县级收入的增长而增长，因此，市对省直管县的财政支持责任不变。
山西省人民政府于2006年12月下发的通知中，对市级财政具体支持责任规定为，改革后，市对35个县的专项补助、一般性转移支付、财力补助不低于2006年的实际补助水平，并应随着县级上划市级收入的增长而
逐步增加。
《法治周末》记者注意到，在2007年2月省财政厅随后下发的暂行办法中，有关市对省直管县财政支持责任中，并未再有“一般性转移支付”一项，基期亦有微调。“市对县财力性补助和专项补助在2005年、2006年的基础上逐步增加。”
“忻州市里给静乐县的钱里并未有一般性转移支付的项目，这是因为忻州市本身就是一个贫困市，所辖14个县里有11个都是贫困县。”李永成解释称。
“确有市级财政和市领导认为，试点县的财政是省级直管，其能否健康运转应由省财政负责。”财政厅有关人士表示。
另一方面，由于2007年调整规范省市县财政体制后，市级收入分享比例降低，可用财力有所减少，一些市级财政亦据此弱化对试点县的资金扶持力度。
据悉，2007年绝大多数市对所辖试点县除专项补助资金、项目配套资金落实较好以外，财力补助普遍与改革前一年持平，并未有增加。
“市既然参与了县级税收分享，就应该同样对直管县负有配套供给等责任。”樊保明表示，“在财政体制调整革前，市变一直对县负有财政支持责任，这并不是省直管县后新加的责任。”
据当地媒体报道，2008年4月，省财政厅预算处与省委政研室对完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进行了专项调研。
省调研认为，一方面是现有行政管理体制下，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存在不平衡，试点县所属市对改革存在消极抵触情绪。
另一方面，试点县本身对改革存在的不正确认识、普遍较弱的财力与其所承担的支出责任不相符等，成为改革推进的阻碍。
省财政厅人士表示，在推进省直管县试点过程中，由于省改革精神的宣传不够充分，一些干部群众对此的理解也不够准确全面，望文生义导致对改革的利益期望过高，认为实行财政省直管县就意味着“建设省里出钱、经费省里供足、工资省里统发”，省财政为县财政“一包到底”。
省财政厅有关人士据上认为，以上因素均导致县级财政压力加大。“试点县的不少农村要求提供项目资金，县直单位和部门要求增加办公经费，一些干部职工要求提高地方津补贴水平。
难放的市县财权
据《法治周末》记者了解，山西某省直管县试点贫困县2010年包括税收收入、非税收收入、上级补助收入共计收入近7亿元。其中本县税收留成8000余万元；省级拨付4亿元左右，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项目、配给四大项；市级拨付4000余万元，分为专项转移支付与配给。其中，配给资金由市级直接划拨供给，计400万余元。
而根据该县2010年12月各征收单位完成情况表上的数据，《法治周末》记者看到，该县2010年财政总税收两亿多元，上交给市级的税收入为1000余万元。
同时据上可知，该省直管贫困县上级补助收入分别来自省与市的比例大致为9：1。
山西省试点贫困县大都期望下一步更为彻底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多一个环节，就多许多麻烦，要走许多弯路。”上述贫困县财政局官员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据悉，孝义县作为全国百强县，亦在向山西省财政厅积极申请成为省直管县。
“即使市级给贫困县的钱，要多于从贫困县税收分享的数目，市级也并不愿意放弃对贫困县的财权。”在上述贫困县级官员看来，10%的比例，400万元的配套补助尽管数字微小，但标志意义重大。
“市里对省直管县仍有10%的补助支持，表明县里对其的财政隶属关系仍未中断。”
财权是一级政权的基础。“其次，如果市县间财政关系断开，市县间长期以来互欠的各类隐性、显性债务结清，亦成为难题。”
山西省财政厅工作人员亦称，“尽管多数市对下属贫困县给的钱多，收的钱少，但也不愿意让省彻底直管贫困县。财权如果被架空，现行市对县的行政管理也会遭遇尴尬”。
另一方面，一旦实行彻底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即有关省直管县的所有财政管理工作都与省级直接对接，山西省财政厅现有人力、财力也面临考验。
2010年，根据中央关于“将粮食、油料、棉花、生猪生产大限全部纳入改革范围”的要求，山西省扩大试点范围，将中央和省确定的24个产粮大县纳入省直管县财政管理方式改革试点范围。
加上侯马市(县级市)，至此山西省省直管县试点共计60个县。
“比如预算处市县组，现在只有3人组成；基层财政的基础资料目前也并未掌握，省财政的银行系统数据只对接11个地级市。”山西省财政厅工作人员表示。
按照省财政厅预算处初步设想，日后可通过省财政厅核定市对县的收支基数方式，使得市与省直管县在财政体制上不再发生关系。“市与县在财政体制上实际被并于同一个单位。”
“比如2010年，某市对某县支出1亿元，从县级税收分享获得5000万元，则省财政厅做批复决算时，直接从该市扣除5000万元；反之，则补给该市5000万元。5000万元就是一个基数，之后年份皆按这个基数或扣或补。”
按照这一设想，不同于市级参与县级税收分享时的比例基数，该基数将是一个定数。“而县级税收收入理论上每年都在增加。”
山西省财政厅工作人员也表示，这一设想的批准与施行阻力颇大。“行政体制并未随着财政体制改革，是最大的难题。”
据熊文钊教授介绍，目前被认为是成功范本的浙江省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其事实上已实现了省直接管县的行政管理体制。“浙江省直管县里的一把手由省里任命。但由于行政体制改革并未‘名正言顺’彻底进行，目前其行政管理系统仍比较混乱。”
据悉，佛山市顺德区日前被广东省确定为唯一同时进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与行政体制改革的试点。
而有关省直管县行政体制改革的省市县各级利益，牵一发动全身。
此外，山西省辖11个地级市，119个县、市、区。“有些省区地域广阔、县区较多，其管理半径不一定能覆盖全省每一个角落。当省政府不能有效地管制县区的时候，会出现县区权力膨胀。反之，省直接管理县后，调控地方人财物的能力增强，可能会弱化中央宏观调控的力度。”熊文钊个人认为，应在缩小省区的基础上探索实行省直管县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