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些地方大规模推行“拆村上楼”，名为改善农民居住环境，实际上是变相占地，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征走，却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和保障，生计陷入困境。成都市改革所倡导的“集中居住”是否能切实保障农民的权益？对住进楼房的农民是否考虑到了他们长远的生计呢？央视《新闻调查》播出《把权利还给农民》，以下为节目实录：

　　瓦窑村一组“议事员”：自留地少的，他巴不得平均分，自留地多的他又不得干，他又不愿意。

　　瓦窑村一组“议事员”：像你说的那样，二十年、三十年之后又咋办呢？

　　瓦窑村一组“议事员”：哪个不是想能多分就多分，这是说实在的。

　　瓦窑村一组“议事员”：你分到没分到关我啥事啊？

　　瓦窑村一组“议事员”：你们不要针对我，我啥子意见都没得。

　　解说：成都的冬天，阳光难得一见，这样的天气，一张方桌、几杯热茶，最适合悠闲地摆摆龙门阵。但此刻围坐桌边的这几位农民，却全无悠闲之意，甚至不时激烈争执，因为他们要决定60万元钱该怎么分。

　　解说：两天前，瓦窑村村支书唐朝阳召集了一次会议。

　　唐朝阳：跟大家说一下，锦绣城和玫瑰天堂，我们流转的土地租金全部到账了，涉及到分配的问题，原则上大家要把握着。

　　解说：去年，瓦窑村把几千亩土地以出租的方式流转给了两家企业来经营。年底，全年的租金到账了，钱该怎么分，将由在座的这些农民来决定。

　　唐朝阳：分钱是好事，多征求下大家意见，尽量做到少扯皮少闹架。

　　解说：他们是各村民小组的“议事会”成员。2008年，瓦窑村成立了村、组两级“议事会”，大小公共事务不再由村干部说了算，而是交给这些由村民海选出来的“议事员”来讨论和决策。

　　这6位农民就是瓦窑村一组的“议事员”，虽说议事地点只是一张露天的方桌，但书记员不断埋头记录的动作提示着我们这次会议的正规性和重要性。这60万元是全组70户的土地一年的收成，怎么分，无疑是村民们当下关心的头等大事。

　　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初步的分配方案产生了。“议事员”要在上面签字、按手印，张贴出来征求全组村民的意见。

　　瓦窑村距离成都市19公里，位于丘陵地带，全村700多户、村民2500多人，近几年，村里发生了不少新鲜事儿。例如“议事会”的产生，例如土地的流转，祖祖辈辈靠种地吃饭的农民渐渐不再直接从土地上收割稻谷、蔬菜，而是大多出租给了企业收取租金，同时发生变化的还有他们的居住方式。

　　这个名叫田园诗驿的小区位于瓦窑村村口，东山快速公路边，这是一个新建的农民集中居住小区。从建筑上看它和城里的小区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不时有人挑着担子推着小车走进你的视线，提醒着你这是一个村庄的一部分。

　　离田园诗驿小区不远处是瓦窑村的另一个集中居住区，房屋样式是联排的两层小楼，瓦窑村人把这片居住区叫做“新农村”，小区是由政府统规统建，农民直接入住，“新农村”则是由政府统一规划，农民自己建房。近两年，瓦窑村约80%的农民分别住进了小区和“新农村”，而在这之前，他们散居在村庄各处的老房子里。

　　唐朝阳：以前都是土坯房，比较烂。或者是小青瓦，或者是水泥瓦，都是这类房子，普遍都是这样。

　　记者：每家每户都靠什么生活？

　　唐朝阳：基本上都是种地，收入都非常低，把成本一算的话，根本不赚什么钱，只能吃饱饭。

　　记者：家家户户是这样？

　　唐朝阳：家家户户这样，过去这个地方还是非常穷。

　　解说：唐朝阳是土生土长的瓦窑村人，2007年，在公推直选中被选为村支书，就在那一年成都获批成为全国城乡统筹综合改革试验区。2008年，成都开展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瓦窑村是试点村之一，这场改革给瓦窑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直观可见的首先是农民居住环境的改变。

　　近年来，一些地方大规模推行“拆村上楼”，名为改善农民居住环境，实际上是变相占地，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征走，却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和保障，生计陷入困境。成都市改革所倡导的“集中居住”是否能切实保障农民的权益？对住进楼房的农民是否考虑到了他们长远的生计呢？

　　从土坯房到小区，农民居住条件是改善了，但同时也意味着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

　　同期：一百三十四元。

　　同期：一百三十元。

　　同期：四块钱你让了算了。

　　同期：四块钱不得让。

　　解说：过去自己种谷种菜、养猪养鸡，现在土地租出去了，什么都得买，农民到底习惯不习惯？愿不愿意？

　　记者：您以前在院子里面可以养鸡、养猪、养鸭。

　　村民：没有了，现在住到这儿来就没有了，喂不了了。

　　记者：不养了？

　　村民：没有地方喂。

　　记者：那您想不想呢？

　　村民：不想喂了。算了，喂够了，早就喂够了，早先我就喂够了。

　　记者：您是来买菜的，还是在卖东西？

　　村民：卖肉的，我是卖尕尕的。

　　记者：你是在卖肉啊？

　　村民：卖尕尕，卖肉。我们就说尕尕，一方一说。

　　记者：你自己愿意住进这个小区来吗？

　　村民：我当然愿意得很，想办法也要住到这儿来，水电气随便用，以前交通不好，到这里交通好了，走路不沾稀泥巴了。

　　记者：但是吃菜方不方便？

　　村民：买菜吃就是有钱当然好，拿起来就走了，有钱就方便，没有钱你买不到。

　　解说：新居住区的水电气、电话、网络等基础设施配套齐全，现代化的居住条件给生活带来的便利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农民们也说出了一个事实，口袋里必须有钱，这种日子才能过得踏实。

　　记者：农民一旦从他的土地上搬到了一个集中小区，他的保障来自于什么地方？

　　唐朝阳：因为以前农民的保障很简单，就是我有一块地，这就是我的保障。

　　记者：那现在我的保障哪儿来？

　　唐朝阳：是这样子的，保障这一块，我们土地流转以后，我们有地上的收入，这个是固定收入；第二个，他就要从土地上解脱出来去务工，他就要增收一年是一万多。

　　记者：但是生活成本会不会也增加了？

　　唐朝阳：账看怎么算，种庄稼一年最多收三两千块钱，而且外出打工我们还要分心，遇上农忙季节平时还要回来管理，务工也不安心，种庄稼也不安心。

　　记者：这些社会化的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能不能给他们支撑得上？

　　唐朝阳：我们村上的人这部分人基本上都买了，我们有成都市的城乡养老保险，城乡养老保险也是跟城镇差不多的新型合作医疗，如果是住院能够报到8至20万，也就跟城里边差不多。

　　解说：小区门口设有服务点为村民办理社保，过去，由于养老保险保费较高，不少农民放弃购买。2008年成都市推出“耕保基金”制度，农民只要保护好自己的耕地不破坏，每年政府会按每亩三百到四百元的标准发给耕保基金，专项用于买养老保险，这既为农民解决了部分保险费用，也增加了农民保护耕地安全的积极性。小区门口还设了卫生院，方便农民看病。全村98%以上的农民都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我们在村里期间“议事员”们正忙着组织村民买明年的医保。

　　村民：你整错了。这个是我妈的身份证，我爸的你翻都没翻到，你把前面的名字改了吧。

　　卢登万：不改不改，我回去都要查的。

　　解说：“议事员”之一的卢登万已经搬进了小区，家里的田地全都租给了企业，就过去和现在的收入，老卢给我们算了一笔细账。

　　记者：您家里有多少亩田地流转出去了？

　　卢登万：田四亩，地一亩。

　　记者：一年可以得到多少钱？

　　卢登万：一年7000多。

　　记者：如果你自己去种，那是个什么收成？

　　卢登万：一亩田加上种植、肥料、插秧的工、收割的工、加价要花五六百块，还剩两三百块一亩，对不对。这个就没有什么收入了，只不过是说，就是说吃大米不买。

　　解说：老卢和老伴儿只有两个女儿，家里没有年轻男劳力，耕地困难，在村里一直是贫困户。现在，女儿到镇上的沙发厂打工，老俩口就近在玫瑰天堂打工，做栽树剪枝的活儿。全家每月又能增加约三千元的收入，企业租用瓦窑村土地时附加条件是优先为本地农民提供工作机会，近三年，瓦窑村人平均收入每年增加一千多元，2010年人平均收入预计能达到一万元。

　　改善农民居住条件，当然是件好事，但拆迁、补偿、建新区，需要不小的投入，钱从哪儿来？农民会不会因此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呢？

　　记者：钱从哪儿来？谁花这笔钱？

　　唐朝阳：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流转给公司(出钱)拆迁以后由老百姓选择自建或者统建；另一部分是我们利用我们的项目，就是土地增减挂钩，保持(耕地)总量不减少的情况下老百姓自己选择或者说你是自建还是住统建房。

　　解说：在中国各地农村房屋占地面积大，条件却很落后是普遍的情形，成都市改革的思路是开展土地综合整治，农民搬进集中居住区，旧房拆迁后腾出来的宅基地复垦为耕地，土地相对集中了，便于进行流转，吸引外来企业和资本。同时，节约出来的建设用地指标可以运用“增减挂钩”政策，出售给需要增加建设用地的城镇，两种渠道获得的资本反过来用于农民的搬迁补偿新居住区的建设。

　　记者：是不是这些省下来的地，换回来的钱都能够用在农民的身上呢？

　　唐朝阳：补贴给我们老百姓建房的钱，第二个就是我们公共设施的(修建)，比如说我们的道路、绿化等等这些公众配套的设施都用在群众的身上。

　　记者：全部？

　　唐朝阳：嗯。

　　解说：愿意住统建还是自建小区由农民自己选择，选择统建小区的农民，按每人35平米的标准直接拆旧房换新房，旧房多余的面积按政策标准赔付现金，对选择自建的农民则先按标准对旧房进行赔付，然后按每人35平米划给新建房的土地，允许盖两层以扩大住房面积，自建房的外观风貌，各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由政府出资打造。

　　解说：现在在村里担任治安巡逻员的徐贞银，过去是贫困户。兄弟两人住的是父母留下的老屋，非常破旧。2007年，瓦窑村启动第一批土地整治，两兄弟都签字同意参与，现在已经分别选择了新房，哥哥住进了小区，徐贞银则愿意自己筹点钱把房子建宽敞些。

　　记者：当时盖这个房子花了多少钱？

　　徐贞银：三四万块钱，我全部买的是旧砖、旧板，要节约一点钱。本来你就没有多少钱，要考虑节约。

　　记者：旧房子扒了，补贴了你多少钱？

　　徐贞银：差不多两万一个人。

　　记者：那你差的钱怎么去凑起来？

　　徐贞银：我征求我们姐的意见，我们姐说她给我们垫一部分，以后找到钱就还嘛。

　　记者：你新建的这个房子有多少面积？

　　徐贞银：现在200多平方米。

　　记者：比以前你住的地方有什么变化？

　　徐贞银：肯定舒适多了，好一百倍都不得止，以前我们这路都烂得很。

　　记者：你为什么没有去其它地方打工，要在这个村子里面找份工作？

　　徐贞银：外面打工虽然说工资要高一点，除去那些开支跟当地差不多，还有一个，我在近处做，顺便把家里照看了，娃儿(孩子)又小，这个房子修起来过后娶的(媳妇)，以前的房子太矮了，条件好了才接到(媳妇)的。

　　记者：房子有了以后才娶的媳妇。

　　徐贞银：缘分嘛，缘分。

　　解说：农民其实并非没有资产，他们有土地和房屋，但是在传统使用方式下，它们难以进入市场流动，无法创造出更高的价值，只靠农业积累，农民自己无力转向更集约利用土地，更现代化的居住模式，土地整理的做法为农民土地入市流转创造了条件，使它得以释放出更高的价值。在瓦窑村，住进新房的农民，实际上是通过宅基地的节约利用，获得了改善自己生活的资本。

　　牟江是瓦窑村四组七社的一位村民，他20岁就进城做生意，90年代就买了轿车，家里修了面积很大的楼房，但村里号召集中居住时，牟江毫不犹豫地拆掉了原来的房子，搬到了自建区。

　　牟江：因为以前的房子，它的基础设施不好，就是水、电、气、光纤什么都没有，这不是我一家人能解决的，必须要整体才能解决的问题。

　　记者：你使劲能改变自己的小环境。

　　牟江：对，大环境没办法，我可以挣一百万，两百万，这可能经过我努力都可以。但是让我努力把周边的环境改变了，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在我们村我们应该是第一个买传呼，接到传呼以后，我们马上就穿上水鞋，走到街上去回传呼。

　　记者：这是什么意思？

　　牟江：当时农村里面没有电话，很麻烦的一件事情，穿上雨鞋，走到街上去半个小时回传呼，别人早走了。

　　解说：作为很早就进城，很早就先富裕起来的农民，牟江对近年来瓦窑村的变化感受格外不同。

　　牟江：1991年的时候，我们在城里面，当时我爸拿出来一包烟，叫白塔山，拿给那个给工人抽，当时工人当时以为是红塔山，农民还可以抽红塔山他觉得特别地搞笑，我当时心里面就在想为什么农民不能抽红塔山，为什么不能抽？当时其实农民就代表一种身份，这个身份相对还应该说是比较贬义的话。

　　记者：那件事儿对你的影响？

　　牟江：特别大，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很自卑，给我感觉的话，无论如何我都要在城里面拥有自己的房子，让自己变成城市里面的人。

　　解说：经过打拼，牟江早已实现了在成都市买房的愿望。但现在，他却反而把城里的房子租给了别人，自己回到了农村。

　　牟江：早不会去住了。

　　记者：为什么？

　　牟江：不舒服，它怎么也没有农村舒服，城里面能享受的我都可以享受，比如路灯、绿化等什么东西我都有，况且我的面积还比他们大。

　　记者：城乡统筹是这些年来一直在提的，一个政策中的四个字，你怎么理解这四个字？

　　牟江：我觉得就是让农村人享受城市那种待遇，比如说我们家也是纳税人，经常在纳税，但是我们就享受不到纳税人的那种光荣感，我们纳的税大量被城市人使用了，现在我们感觉到农村和城市里面也应该一样的，我们也在纳税也应该享受到这些东西。

　　记者：那你现在还羡慕城里的生活吗？

　　牟江：不羡慕，现在我可以在外边名正言顺地说我是农民，别人给我封的还是地主。

　　解说：牟江虽然自愿参加了集中居住，但他所在的七社并没有参加土地流转，七社的土地就在公路边，地理位置好，整齐成片。2008年，玫瑰天堂来瓦窑村租用土地也看上了这块地，但全社57户人商量之后，觉得自己种草莓、开农家乐，吸引城里人来采摘、休闲，收益更高，不愿意参加流转。

　　牟江：跟村上和镇上交涉，就说我们不流转了，以前大家农民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土地是集体的，但是现在确权下来了，应该不是集体的了，就应该是我个人的，应该说使用权应该是我个人的。

　　解说：2008年，成都市启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第一件事就是给农民确权颁证，几十年来农民的土地和房屋虽然自己在使用，却没有清晰的权属证明。而且，随着集体人口变动，土地几乎每年都要调来调去。

　　牟江：每年都变，特别地麻烦，比如说添丁添多了，然后去世的人少或者出嫁的少一些，它就要把所有的土地全部进行调整，土地今年种了以后，明年就不知道是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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